新四军纪念馆获赠一只皮箱，背后故事惊心动魄

　　中国江苏网9月6日讯 9月4日下午，新四军老战士徐笑奇的儿女一行来到新四军纪念馆，将母亲徐笑奇生前用过的一口皮箱捐赠出来。在这只皮箱背后，是新四军一支打入日军宪兵队的“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潜伏到宪兵队思想课

　　4日下午，徐笑奇大女儿黎豫杭代表全家，向盐城晚报记者讲述母亲抗战时期的故事。

　　1944年，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司令员何克希，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下文简称“400小组”)，潜伏到驻扎在宁波的日军宪兵队。

　　黎豫杭介绍说，日军宪兵队分为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由于影视剧的传播，人们对特高课比较熟悉，那是专门抓捕敌方特工的。而“400小组”就潜伏在宪兵队的思想课。思想课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行“大东亚共荣”的思想，利用汉奸密探刺探情报。当时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手下有“八大密探”，每个密探手下，另有一批人马。“400小组”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就是“八大密探”之一。

　　“政治指导员乐群代号是400，组长周迪道代号是401，周斯明代号402，冯禾青403，王福林404，莫奇406，陈捷407，张黎408，”黎豫杭说，莫奇就是母亲当时的名字。除此之外，“400小组”外围还有少数通信员。

　　“400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潜伏在宪兵队思想课。徐笑奇化名徐国芬，与朱人达假结婚，扮作朱家太太。其余的小组成员，以朱家为联络点，潜伏在日伪各部门。乐群则负责上级与“400小组”之间的联络，经常以“表姐”的名义来“走亲戚”。

　　“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有被捕的经历，经组织同意后，假叛变潜伏下来，”黎豫杭说，周迪道被捕时是南山地区财经委主任，日寇一心要策反他。他假叛变后，铃木政一还不放心，一定要他找个媳妇，认为这样才会安定下来为皇军效力。于是，经组织上安排，不久后一个叫徐国芬的女子与朱人达结婚了。结婚当日，朱家大肆宴请宁波城内的日军宪兵队、警备队的头目，以及各路汉奸。结婚的消息还登报做了广告。

　　 比《潜伏》还要惊心动魄

　　“400小组”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情报传递，此外还包括营救战友、筹集钱粮、运送物资、处决叛徒等等。黎豫杭兄妹几个都说，“400小组”当年的潜伏工作，要比电视剧《潜伏》惊心动魄得多。

　　与余则成、翠萍一样，周迪道、徐笑奇这对假夫妻，也是分开睡。周迪道住在大房间，徐笑奇则睡在小书房。房子是租的，房东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徐章翠。铃木政一认徐章翠为干妈。

　　在日本人眼中，朱人达、徐国芬这对夫妻是这样的：白天朱人达出门四处寻找新四军的情报，太太徐国芬则穿上旗袍、烫着卷发、踩着高跟鞋，四处与敌伪长官太太看戏、打牌、下馆子，有时还很好心地为不识字的官太太看信回信。到了晚上，朱家经常聚上一批三朋四友，打牌喝酒搓麻将。看上去，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汉奸富裕家庭。

　　“即便这样，日本人还是不放心，”黎豫杭说，聚在朱家打麻将的，其实就是“400小组”成员。他们集中起来，一边商量事情，一边等着“表姐”来。这时候，母亲的任务就是在楼下做针线活——放风。

　　“有一回，‘表姐’来了，没想到铃木政一不声不响地也来了，”黎豫杭说，母亲心里紧张得要命，但脸上还要故作镇定，笑眯眯地招待铃木政一。铃木政一上楼看了看，见没什么异样，转身去看望干妈徐章翠了。

　　 日军特高课长“帮”运火药

　　浙东游击纵队的根据地在四明山。由于当时日寇严密封锁，对时下紧缺物资盘查得非常严。1944年底，上海地下党为四明山搞到了一批生产手榴弹的火药。问题是，火药虽然找到了，但上海的同志没有办法将火药运出来，更别说运到四明山了。于是，上级命令“400小组”设法将火药运到四明山。

　　“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黎豫杭说，母亲他们接到任务后，也是一筹莫展。当时的情况，日伪封锁盘查非常厉害，别说运火药，就是出宁波城几天，都不太方便。

　　日子一天天耗下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快过年了，一个机会出现了。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周迪道赶紧表示：我和太太都没去过上海，也想跟着木场太君一起去玩玩。如果同意的话，来回费用我全包。

　　木场同意了。就这样，朱人达夫妇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还是没办法。当时他们根本没有个方案，就是人去了再说，”黎豫杭说，母亲他们到了上海，顺利地接收了火药。但怎么运回去，一直没找到办法。

　　最后一天，他们把心一横，买了一口女式皮箱，下面垫上衣服，上面再盖上两件，中间放着火药，就这么拎着箱子和木场去了火车站。到了车站一看，排着长长的队伍，日军宪兵对每个中国人都开箱检查外加搜身。

　　“我妈妈的心啊，几乎都跳停了，”黎豫杭说，母亲那年才20岁，还必须表现得面色如常。此时，周迪道灵机一动，发现木场的行李被翻译拿着，木场本人倒是空着双手。于是从徐笑奇手里接过箱子，赶上前递给木场，表示“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

　　木场本能地接过箱子，掂了掂，感觉很重，问：“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发财啊？”

　　周迪道顺水推舟，做了个鬼脸：“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木场就不再说什么。箱子由他拎着，宪兵看到木场就敬礼，箱子也不查了，直接带着从一个边门进车站。在火车上也有多次临检，但箱子始终在木场身边，都没查。就这样，一箱火药顺利带回宁波。周迪道又打通关系，从水路把火药运到四明山。

　　“这口箱子妈妈一直用到去世，舍不得扔，”黎豫杭说，如今兄弟姐妹决定将箱子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希望它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述“400小组”的故事。

　　 “徐笑奇”是她第五个名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400小组”奉命撤离宁波，回到各自原单位。同年9月，徐笑奇随部队北上，与小组成员失去联系。

　　黎豫杭说，“400小组”都使用的是化名。一直到后来，母亲才知道朱人达的本名叫周迪道。徐笑奇本人也改了多次名字。她本名叫莫孝贞，1941年参加新四军之后，改名为莫奇。1949年6月南下杭州时，她才改名为徐笑奇。这是她第五个名字，一直用到去世。

　　对于“400小组”这段岁月，徐笑奇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黎豫杭说，母亲对自己这段历史，几乎从未提及。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开始写回忆文章，妈妈才陆陆续续讲了一点，”黎豫杭说，或许是政治的敏感，或许是隐蔽战线工作养成的习惯，又或许是母亲觉得，那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这段潜伏没什么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