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尊重所有人的真实意愿”

　　新华报业网讯　他们总是出现在绝望的悲情中，见证着众多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却又保持客观地帮助不幸者延续着生命，使素不相识的不幸者获得新生。他们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记者近日走近他们中的一员——35岁的王炜，江苏省红十字会卫生救护部工作人员、江苏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80后”王炜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2011年部队转业后从上海来到江苏省红十字会卫生救护部工作。

　　【职责】“不是劝捐，而是告知”

　　“社会上有误会，以为我们是劝捐员，其实，器官捐献协调员不是劝捐员。”这是采访时，王炜的第一句话。

　　告知，首先是告知公众，这样的告知是“润物细无声”。王炜记忆中，2014年江苏20岁女孩尹傲兰捐出肝肾使3人获得新生，就是尹傲兰姐姐主动提出的。

　　2014年，一场飞来横祸，20岁的尹傲兰骑电动车被撞重度颅脑外伤。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虽经医生数日全力抢救，但傲兰终因中枢性神经循环衰竭，被省专家组确定为脑死亡。尹傲兰的姐姐和父母商量，捐献妹妹的器官。姐姐说：“有次，我和妹妹看到电视里播出器官捐献的宣传片和报道，妹妹说，如果是她，她也会捐出器官，真的！所以，应该尊重妹妹生前的愿望。”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这也是大量愿意捐献者的感情出发点。”王炜说，“观念的种子，要在平时播撒。播撒不是一年，也许是好几年，甚至几代人。”

　　告知，也通过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推动医院的医生，尤其是急诊室、脑外科、ICU的医生，一起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

　　“我国每年有大约30万器官衰竭患者，而仅有约1万名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无数危重病人在等待中去世。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所以如果被动地等到公民捐献意识大幅提升后，那大量移植受体的燃眉之急如何满足？所以需要主动到医院去告知，告知医生，告知病人。”王炜说。

　　“全省目前56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中，红十字会协调员24人，其余32人来自医院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我们和医院OPO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起，在全省各地各家医院跑，向那里的医生宣传这项工作，并请他们配合，如果发现潜在捐献者请他们第一时间上报医院和国家器官分配系统。得到信息后，我们再来和家属们面对面地告知和交流，专家组鉴定认为符合脑死亡的，家属愿意捐献并且签字后，我们才启动器官捐献的程序。”王炜说。

　　【细节】每位直系亲属都要签字

　　2010年3月开始，我国开始在江苏、天津、辽宁、上海等地试点公民辞世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2010年3月到2011年7月，江苏一例器官捐献都没有！

　　零的突破出现在2011年7月，一突破就是两例。2011年7月1日，两名捐献者分别在南京、无锡捐献器官，他们捐献的器官成功移植给4名危重病患者，还使得4名患者重见光明。

　　王炜回忆说：“南京55岁的林先生，2011年6月27日因大面积脑栓塞住进医院，病情不断加重，林先生曾向家属表达过捐献器官的意愿，为此，他的儿子与南京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沟通，替父亲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2011年7月1日林先生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确定脑死亡并签字后，由江苏省和南京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现场见证，江苏省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成功获取了一个肝脏和两个眼角膜，林先生的儿子在为父亲办理器官捐献手续的同时，自己也填写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

　　器官捐献，捐献者的每一个直系亲属都要同意，缺一不可。有一次，当直系亲属都同意签字后，捐献者的父亲悄悄告诉王炜：“其实，孩子的亲生母亲不是现在的继母，她在隔壁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离婚再婚的，就没告诉孩子真相。”于是，所有的程序停下，找到孩子的亲生母亲，告知并获得同意和签字后才继续。

　　也有因为直系亲属中有反对的，最终没有捐献成功。有一次，泗洪县一位50多岁的男子突发意外脑死亡，两个弟弟在上海打工，知道器官捐献的事情，他们提出“哥哥一辈子未婚，但是人爱行善，村里谁有困难都主动帮忙，生前也表示死后捐出器官”。但他的两个妹妹在村里，怎么也不接受，“不行，死后不能完整走，村里人会怎么说我们啊！”

　　王炜坦言,有的远亲虽然没有签字权，但反对的态度坚决，或者亲戚里有人多说一句话，有签字权的直系亲属就有可能改变主意。虽然遗憾，但是我们也尊重每一个家属的意愿，因为这确实也是他们的权利。

　　【尊重】尊重所有人的真实意愿

　　记者和王炜交流时，感悟最多的就是一个词——“尊重”。

　　尊重每一个生前有意愿捐献器官者和他们的家属。这样的爱心和希望延续亲人生命的心意，值得任何人尊重。这样的尊重体现在：尊重科学对于死亡的客观判断，在宣布死亡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器官捐献协调员作为中立第三方见证这样规范的每一步程序，直到捐献者的身体被医生认真缝合、恢复原貌，仿佛从未被“打搅”。

　　尊重每一个拒绝的家属，包括生前暂时没有捐献意向的他们。因为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即便无数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在濒临死亡中充满期待，但是每个人的选择权都该被尊重。

　　尊重这样增长的捐献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凝结着来自各方面的播种收获以及“无心插柳”，我们也尊重这样也许并不急速的上升，因为趋势不可阻挡，但是稳步上升意味着理性和每一个意愿的真实表达。

　　除了前期与亲属沟通交流以外，器官捐献协调员们的工作还包括协助家属办理捐献手续，对器官获取手术进行见证和监督。“手术前，所有人都要对捐献者的遗体默哀，手术后OPO的医生会仔细缝合并且维护外观，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绝对尊重遗体遗容、并最后恢复遗体原貌。”王炜说。

　　做完手术缝合后，器官捐献协调员还要做好捐献者的善后工作，组织人员给遗体穿上寿衣，整理遗容，协助家属进行遗体运输、火化等，还要配合红十字会开展缅怀纪念、人道救助等行动。“如果是外地的捐献者，我们还要协调配合其家属将火化后的骨灰送回老家，让捐献者落叶归根。”王炜说。

　　【变化】一组数字背后的意义

　　王炜告诉记者一组数字——

　　中国器官捐献年度统计：2011年捐献者人数132人，捐献器官数量374个；而2014年捐献者人数达到1699人，捐献器官数量4548个。截至2015年9月20日，全国累计完成器官捐献4548例，得到有效救治的器官衰竭患者12793名。

　　江苏省器官捐献年度统计：2011年捐献人数10人，2012年17人，2013年16人，2014年56人，2015年至9月底实现捐献82人。

　　数字不说话，但是身处其中的人们，能真切感受到变化和意义。王炜说，很多亲属愿意捐献，大多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想让亲人的生命在新的身体里得到延续，“以另一种方式活下来”；还有的觉得，人死不能复生，如果帮助别人也是一种义举和善缘。

　　按照国际惯例，捐者和受者信息应“双盲”，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问题。“这时候，我们作为中立第三方的作用又显出来了。”王炜说，“如果有捐者想知道，受者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们可以去问受者的近况并转告捐者的家人。有时候，反馈情况后，捐者的家人轻声说一句：‘哦，他(她)活得好好的就好。’这句话，能让我感动半天。”

　　本报记者 沈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