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克玉同志一起工作的日子

　　周克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情形，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克玉同志相识，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总政工作的时候。当时他担任总政常务副主任，我是总后副部长兼副政委。在共同处理三总部的日常事务中，和他一起工作，在政治工作方面，他领导我。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1990年4月，克玉同志调到总后担任政委，我那时担任总后部长。对他的到来，我是非常欢迎的，但心里多少也有些替他惋惜。克玉同志在总政期间曾参与主持过《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的制定、实行军衔制等事关全军的重要工作。到总后当政委，只管机关和直属单位，面太窄，有些埋没他了。但克玉同志却高高兴兴，精神饱满，对他所不太熟悉的后勤工作充满了求知求新的热情。

　　总后机关和直属队点多面广，纵深短，大体上分四类：总后机关各部局、后勤院校和科研院所、医院系统、后勤部队。这与克玉同志所熟悉的军师团营建制比较统一的作战部队大不相同。对他来说，这是个新课题。

　　克玉同志来总后不久，就深入总后所属的部队、院校、医院和科研院所，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他尤其关注青藏兵站部、后方基地指挥部、嫩江基地等后勤部队。这些单位驻守在高寒地带和偏远地区，基层官兵长期分散执勤，工作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克玉同志走遍了所属的大多数兵站、仓库、场站、汽车团队等。调研中，他和大家一同探索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基层建设的新路子，和基层官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深入的调查研究使克玉同志很快熟悉了总后的情况，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在政治工作指导上，除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各项制度，他十分注意从后勤实际出发，根据各类不同单位的特点，认真总结经验，发现和推广典型，分类指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总后机关建设上，他大力提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为基层办实事，并以此作为总后机关作风建设的关键环节。

　　那几年总后涌现出的各类典型，有发扬“三个特别”精神的青藏兵站部，有走在全军农场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嫩江基地，有高原汽车兵的优秀干部张鼎全，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勇于创新、焕发活力的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惠侨科，有做出教书育人突出成就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吴孟超，等等。通过下功夫调查研究得来的典型，都有坚实的基础，口碑好，群众信服。有些典型，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也时常被人们谈起。

　　总后系统知识分子密集，文化素质高，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也高。克玉同志在思想工作中注意用文化的力量去教育人、感染人。他重视基层文化建设，积极推动总后系统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注重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

　　在这方面，克玉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在战争年代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几十年，曾经出版过《战地雪泥》抗美援朝日记、《军政委日记》等著作。他写下的上百万字日记，不但记录了他个人的成长历程，也为研究总结我党我军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素材。克玉同志还经常结合工作写诗填词、研习书法。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刊登在总后各类刊物上，也成为他与干部群众之间进行交流的纽带。

　　他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干部尤其注意尊重爱护，以诚相待，经常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向他们求教。不少专家、教授、学者、创作人员成了能与他畅所欲言的知心朋友。

　　搞好工作，不但要了解实际，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克玉同志下大力抓了总后党委中心组的集体学习。除了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指示精神，还根据后勤实际，围绕着世界观、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结历史经验等，进行了重点学习，努力提高领导班子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

　　在学习中，克玉同志善于结合实际，总结提炼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比如他提出，总后直属单位专业性强、门类多，不同类型的单位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类单位，情况也不一样。同样是部队，兵站汽车团和基地仓库不一样；同样是院校，专业技术院校和勤务指挥院校不一样。所以，总后党委在工作指导上要有自己的特点，在注重普遍性、共性的同时，往往要更加注重特殊性、个性的东西，切实防止“上下一般粗”。像这样通过认真思考得出的切身体会，对党委一班人是很有启发的。

　　克玉同志是一位孜孜不倦、勤思好学的人。陶行知那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名言，无论在会上还是会下，我听他说过多次，可以感到他是很真挚的。他的这种学习精神，营造了很好的氛围，带动了党委其他同志。后勤系统业务性强、事务工作多，领导干部往往坐不下来，容易忽视学习。经过几次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

　　军政主官关系的处理是否得体，对于搞好部队建设来说是很重要的。由于分工不同，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军政主官之间也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甚至会闹得很僵。因此搞好军政主官之间的团结协作常常是领导干部需要特别留意的课题。而我与克玉同志之间却没有这种感觉。

　　克玉同志党的组织观念很强，对我这个班长很尊重。他初来总后时，我经常到他办公室商量工作。后来他一再说还是我去你那里好，不然其他同志可能会有误解。在这方面，他考虑得很周全。我曾较长时间在政治工作岗位工作过，对他工作上的想法我也能换位思考。所以，我们之间相互的支持与配合一直很顺畅。从性格上说，他待人宽厚，坦诚直爽，我也不善于拐弯抹角，我们很投缘，没有隔阂，容易说到一起。由于平时交流多，彼此了解，常常是我想到的，他也想到了，一拍即合，合作起来十分愉快。

　　1992年10月，我调离总后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我和克玉同志一起共事，算下来也不过两年半的时间。这以后，我们之间仍经常互相问候，互相看望，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同志友谊。

　　多年之后，和一些总后的老同志谈起往事，都提到我和克玉同志一起共事的那段时间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想，这与克玉同志所具备的优秀品质与善良人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