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北京号贩子已存在20年 医生给黄牛打工
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的“天价挂号费”事件已经发酵了几天。
视频想必大家都看过了。东北的小姑娘口中的“这可是首都啊”、“如果哪天我死道儿上了，这个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刺痛无数人的神经。而她痛斥的号贩子“咋这么猖獗”，也拷问着挂号难的社会病患。
是的，这已经早已不是新闻。
20年
大医院的号贩子、尤其是北京三甲医院的号贩子，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
恐怕已经很久了。在岛叔查阅到的数据里，1995年，有一本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大医院挂号处有“号贩子”作乱》的文章，里面写道，在眼科病专科医院同仁医院，当天的早上6点半，已经有百十号人在挂号。山东省一农民给同仁医院党委的信中说：“我看到很多外地人都从倒号的人手里买高价号，也有人把三块钱一张的号120块钱卖给我，我没要，我们农民哪有那么多钱啊……难道医院领导就没本事治这群坏青年吗？”
文中写道，“党委办公室的吴超英同志激动地对记者说：很多外地农民为了看病，是卖了家里的猪，甚至卖了房子来看的，昂贵的医疗费已经使他们不堪重负，上百元一张的高价号他们又如何买得起？”
1995年，10块钱的主任专家号能炒到200元，三块钱炒到150块；今天300块钱的号炒到4500，居然连倍数都是一致的。
当时的报道中，医院就曾组织保安力量、和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但结果就是“屡抓屡不绝”，“甚至发现一些外地进京人员竟以’吃专家号’为生”，并痛陈“如果说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可恨在扰乱了售票秩序，那么号贩子……无异于图财害命”。
“竟以”二字，显示出当时这种事尚属少数。那么，20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发展到了什么境地？
新浪的网络调查结果是，73.4%的网友在看病时遇到过黄牛，举报黄牛的只有14.8%，同时还有28%的网友为了看病会出高价买黄牛号。去年，仅在北京儿童医院，警方就抓了200多名号贩子；广安门中医院发出声明的当天，有记者实地探访北京的三家医院，也发现了号贩子的身影；今天，北京市警方还能抓到12名“顶风作案”的号贩子。
是的，“屡抓屡不绝”的，早已不是“新闻”。但长期存在的，并不代表是合理的。
市场？
有人说，号贩子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调节行为：本来专家号就属于稀缺资源，在现行的定价体制下又价格不贵，那么必然催生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花时间排号的人就可以买号，获取了就诊的机会；高昂的价格也分流了需求不那么刚性的患者。而且，通宵达旦排号的号贩子，也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呢。
勤劳致富、愿打愿挨，敬畏市场规则，大概就差说这是第三产业拉动了GDP吧。
问题在于，事实真的如此？
我们先回到视频。女孩的控诉是，之前黄牛搭讪女孩，女孩嫌贵没买，觉得可以通过排队挂号，就挂了两天；但是号贩子“打打骂骂”，并撂下狠话“你就站在这儿，我看着能不能让你挂上？”；而通过正常排队的女孩，确实就没排到号，而且号贩子还有加塞、恐吓等行为，甚至号贩子组织排队秩序。
换句话说，我们先退回到最基本的：哪怕你黄牛跟我是同样排队竞争，你比我快，也就忍了。但是在现有机制（谁都可以排队等号）的机制下，黄牛通过破坏秩序的行为获取资源，人为提高了交易成本——这还尚且不论黄牛有没有通过内部关系、利益输送等非正常手段获取号源。
同样，涉及民生的问题，从来不能以单纯的经济学原理推演。演唱会、足球赛等场合存在黄牛，顶多是损失附加利益或者高端需求，但就医是一个刚性需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要求抛开道德的因素进行完全的市场竞价、高价先得，实质催生的是更高的不公。
话又说回来，即使是付出了劳动（通宵排队等），就理所应当地获得十几倍二十倍的收益？那这个钱看上去还是挺好赚的。如果没有关系、没有组织行为，看上去这还是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呢。而答案，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号贩子已经不仅仅是单打独斗的行为，而是有组织、甚至公司化的完整产业链条。曾有医院表示，黄牛不仅有“帮派”，还雇用劳教释放人员、无业人员、无证人员来排队挂号；黄牛甚至威胁保卫科工作人员，四五个黄牛尾随保卫科科长下班，威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
有网友计算，如果一张专家号平均赚1000块钱，全北京仅三甲医院就有75家，一年接待病人量以千万计；就算其中有1%的号是通过号贩子出去的，那也是数以亿计的市场。如果说这个市场的长期存在会没有灰色生态链，完全由票贩子们通吃利润——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就算我们认可经济学的理论，认为4500的价格符合这个医生的实际价值，那么这笔钱有没有进入医生的口袋里？大概率的事件是，不会。很多医生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实际上却成了“给黄牛打工”。一方面是患者需要付出高价来获得就诊机会，另一方面是医生待遇依然偏低，中间的差价却供养了一个庞大的“医疗中介”团队——这不就是医疗版的“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么？
漏洞
的确“合理”。前提是，这个“理”指的是医疗的现状，也就是催生号贩子的土壤。
技术上，这里有操作的漏洞——
从号贩子层面说，收益和风险是完全不对等的：即使被抓住，现行的法律条件下基本就是行政拘留几天，收益的诱惑极大，违法成本很低；
从患者层面说，现有的电话预约、网上预约体验并不好，基本只能挂三个月以后，同时无法复诊、不能制定专家，如果再加上号贩子的恶意刷号、囤号倒卖等行为，就更难预约；
就连医生，也觉得预约的方式在操作中有许多不便，如停诊、调诊困难等。而医院如果再没有真正实现实名制，也就无法阻止刷号。
而相关部门的监管漏洞，同样自不必提，一定是缺位的。
从本质上说，这确实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高端的医疗资源有限，且容易集中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当中，疑难杂症只能上这儿来，但医生数量有限每天看的病人也有限；同样，在政府定价机制下，即使是院士级别的专家，挂号费也就是300-500元左右，大量的病人涌来，哪怕不是真正疑难杂症的病人，只要有钱，也觉得挂专家号何乐而不为；医疗水平的层级性差异（特大城市、省城、市县乡乃，或者三甲、二级乃至社区医院），严格的转诊制度没有建立，更使得这种本身旨在普惠的政策设计，变成了资源浪费、寻租丛生的局面。
的确，号贩子的存在并非“看病难”的原因，而是这种现象的结果。但这是一枚恶果，是横亘在所有病患及其家庭、以及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枚恶果。
稀缺资源的分配，从来都是一道社会难题，尤其当这道难题附加了民生属性的时候。看上去，现实的操作手段，无非是从立法、执法、监管上提高号贩子的违法成本，加大打击力度；同样，医院信息的共享、更严格的实名制，也是操作手段上的必选项——换句话说，如果供给端的资源短时间内无法得到量级上的增加，那么至少应该保持现有条件下的相对公平。
根源呢？恐怕是一道长期的难题。至少从现在看，建立高质量的私立医院、同时在公立医院中实行严格的实名制与转诊制度，是一条看上去可行的道路：让有钱人通过高价，以低时间成本获得医疗；让没那么有钱的患者，小病在级别较低的医院解决，疑难杂症则层级转诊，以相对公平的价格获得专家诊疗。后面一点，这就跟畸形的城市病一样：如果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获得良好的就业、教育、医疗机会，谁会愿意跑到大城市里蜗居漂流？
在这之前，医疗资源的供需不平衡恐怕还将长期存在。
最后扯一句离题稍远的话。岛叔的一位朋友在医院工作，待遇远称不上丰厚。女儿尚在幼年的他，曾经说了一句很多医护工作者可能心里都有的话：长大了学什么都行，如果学医，那就“不认这个女儿”。
为什么？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如果辛苦工作的医生（再加上之前的教育成本）都没有安全感每天还得戴着头盔上班、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尊重感上也没有获得感，那么谈医疗端的有效供给，就是一句永远达不到的空话。他的另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搞臭一个行当很简单，但再把它搞起来，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