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怎样落地：一个经济学的视角

编者接

1月13日《新女学周刊》刊发《单独二孩：社会性别阐释与公共政策建言》专题，引起了相关学者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关注和热议。本文运用经济学视角进一步探讨单独二孩政策怎样落地。作者认为，国家允许甚至鼓励二孩的人口政策若要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关键是解决新生人口的抚育成本分担机制。根据责权对称的原则，成本似乎理所应当由主要受益者分担，包括政府、雇主和家庭。

■  沈尤佳

21世纪初以来，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逐渐被允许生育“二孩”。截至2007年，河南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被允许生育二孩；到  2013年，全国范围内，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被允许生育二孩。然而,国家卫生计生委1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这与当时专家预期一年将有超过200万孩子出生显然存在差距。

事实上，即使不考虑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家庭自身的生育意愿也不高。2007年全国居民生育意愿社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有生育政策下，我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89个，而在无生育政策下，反而只有  1.88个，两者几乎无差异。城市家庭的生育意愿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家庭生育意愿亦不断降低。

低生育率背后不可忽略的经济因素

20  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社会因素已经超越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其中，普通家庭承受不起过于高昂的抚养成本是一个重要方面。有媒体调查显示，在不想要孩子的调查者中，多数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行，养不起”，还有人自填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女性单方面承受太多”。

照料劳动的供给一向绰绰有余。在农业经济和家庭工场手工业时代，抚养孩子能够增加家庭的劳动力，从而很容易地与产生收入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家庭经济决策很容易发现并承认生育和照料后代的经济价值，从而做出激励生育的安排。工业经济和个体雇佣劳动时代，青年劳动者大规模向工业城市迁徙，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微薄的生存工资、日用消费品价格膨胀和以住房为代表的不动产泡沫，自顾不暇，他们反哺原生家庭的能力日趋衰弱，甚至不得不消耗父辈祖辈的储蓄来支付在移民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割裂了生育子女与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联系。

生育子女对家庭而言更多地意味着财务支出，而不是财务收入，多子女的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夫妻在决定是否要一个孩子之前会考虑他们能否负担得起照料孩子、抚养其成年的物质费用。生存工资与飙涨的物价尤其住房价格的不匹配，已经给众多中低收入年轻夫妻的生育决策设置了障碍。假如把物质条件之外的照料责任和照料劳动负担也考虑进去，生育决策就会更难做出。因为，照料孩子的责任限制了家长（主要是母亲）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机会，可能在增加支出责任的同时，收入水平维持不变、甚至降低，以至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假如允许个人决定如何最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那么，家庭（更多数的情况下是女性）很可能通过推迟、减少、甚至拒绝生育来减轻照料责任的重担。

如何解决新生人口的抚育成本分担机制

国家允许甚至鼓励二孩的人口政策若要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关键是解决新生人口的抚育成本分担机制。根据责权对称的原则，成本似乎理所应当由主要的受益者分担。那么，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生养活动的成本和收益。 

生养和抚育让谁受益？

母亲和家庭吗？家庭固然享有子嗣绵延的好处，但把新生儿抚育成合格的成年劳动者的艰苦的照料负担也落在家庭、主要是母亲的头上。

国家和社会吗？国家固然享有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实力，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带来的就业和资源环境压力也落在国家的头上。

还有其他利益攸关方吗？有。资本或曰雇主。生育和照料劳动的量的投入保证了资本在剩余价值分配中的强势地位，生育和照料劳动的质的提高则确保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效率。照料劳动提供了开发人类能力的重要资源，照料的质量影响一个经济体在未来可期待的劳动力类型，决定了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规模、范围和可能性。负责任、高技能、合作的、具有内在能动性的工人使资本享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和更低的监督成本，充满信任、爱的照料氛围则是儿童的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当生育和照料劳动的质和量同时下降的时候，依赖劳动力投入和专制性分配实现积累的资本将受到根本的损害。毫无疑问，这是资本务必要杜绝的情况。

事实上，二孩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而是雇佣这些劳动者的资本，既不参与人口的抚养过程，也不承担资源环境压力，只纯粹地享有扣除生存工资之外的剩余劳动。大量的、可以随意调遣的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却无就业机会的后备劳动力的存在，在资本的利润与劳动力的生存工资的零和博弈中，强有力地保障了资本的优势地位。资本利用了人类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把生产领域和人的再生产领域严格地隔离，把女人作为人的再生产劳动者对待，男人作为生产性劳动者对待，推卸人的再生产成本。生产性劳动者拿回家庭的生存工资仅够覆盖家庭成员的食物、衣物、住房等生活消费资料的购买成本，而不足以覆盖其他照料劳务成本。家庭照料劳动挤占的不是雇佣劳动时间，而是休闲时间，对资本来说是免费的；却增加了照料劳动提供者的劳动负担和时间贫困，削减了其用于自我发展的资源和福利。

一旦二孩政策实施经年，总和生育率依然持续低迷，可以料想，新生代育龄妇女将被指责为缺乏责任心、牺牲精神、崇尚享乐主义的一代。但是更仔细地检讨，是谁消磨了准母亲们的母爱？一个事实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意愿的增长以及女性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雇佣。如果照料提供者的服务继续得不到足够的社会价值的承认和补偿，承担照料责任的人日益发觉自己无法承担置身劳动力市场之外所带来的经济负担，照料供给的量就将会小于最优量。另一个事实是，雇主支付的生存工资不足以购买昂贵的私人照料服务，而大部分父亲仍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无偿照料劳动。这是劳动力市场、雇佣文化的问题——让雇员竞争、长时劳动、低报酬，以此来获取更大的利润。

儿童被隐蔽地定义为家庭的私有品。对于政府，尤其是国家财政资源还没有充裕到一定程度的政府而言，家庭成员免费承担的照料劳动提供了一种便捷且廉价的福利形式。政府减少公共照料提供，照料劳动进入公共领域的程度受到抵制。既然孩子（未来的劳动力）被视作重要的经济资源，那么关于雇员的雇佣劳动时间和照料劳动时间的安排，需要政府的干预。加强劳动力市场规制，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时间、增加灵活工作时间的安排，给父亲更多的时间、自由和社会意识的引导，这不是可以完全交给市场的事。更直接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国家和雇主的照料服务投资。政府增加向雇主征纳的税收，并将这一部分税收运用于使雇主阶层整体受益的人的再生产——提供普通家庭可承担得起的、可申请得到的、质量达标的公共照料服务、带薪产假和现金补贴等，减轻父母亲的照料劳动负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