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相抵”的思维不能出现在法治里

　　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被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开庭时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近些年来，行政机关出具公文为被查处官员求轻判，即公函求情，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其“求”之切，其“情”之深，可谓“感人肺腑”。殊不知，“求情公函”，求的是“情”，却是权力边界的失守，伤害司法尊严和政府公信力。

　　也许，被告人叶军平素工作勤勉不是虚言，但必须看到，被告人叶军收受贿赂，也不是虚的。法院根据其受贿情节，依法实施刑罚裁量，惩处受贿犯罪，是司法机关正当司法应有之义。

　　为被告人平素工作勤勉为由，单位出具的证明求轻判，一说可能是被告人和家属要求单位开出具求轻判证明，单位为了做个“顺水人情”也就无原则开具了。还有一说，是念及之前都是领导之间、同事之间，以单位名义帮着说一说人情，照顾一下被告人及其家属的情绪，不至于使被告人及其家属对单位产生“不关心”的怨言。更有一说，是护犊情深，甚至于沆瀣一气，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然而，法治社会不是名利江湖，“马仔”出了事，“老大”出面“捞人”。

　　再说，功与过本来就泾渭分明，叶军虽然平素工作不失勤勉，也受过奖励，但过去的勤勉反馈给了他回报，或升官、或得名，总而言之，正是“勤勉”才将他带到了副局长的位置。如今他涉嫌受贿构成受贿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相应制裁，单位拿“勤勉”说事求轻判，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是以践踏公平、牺牲正义、漠视法律、挑战法治为代价的，这样的“公函”偏离了法律的轨道，既伤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又让法律一再蒙羞。

　　在2014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专门对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具体案件、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现象进行强烈批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不允许的“公函求情”之所以仍偶发，正折射了土壤之弊：有人乐意“求情”，有时“求情”还有用。

　　“功过相抵”的思维，不能出现在严肃的法治场合。执法必严，容不得任何的“抵扣”。 (湖北 张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