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男”，庞大而沉默的弱势群体

　　“剩女”话题曾经轰动一时，今天，“剩女”俨然成为社会问题。其实，20世纪至今，中国婚姻市场上始终是男性严重过剩，进入21世纪，过剩男性增速加快。大量“剩男”无法适时找到配偶，甚至终身不娶。他们通常缺乏竞争力，也有追求爱情、向上流动而不得的高素质男性。“剩男”主要分布在贫困农村和城市底层，构成庞大而沉默的弱势群体。

　　我们究竟忽略了谁

　　人口学将两性比例失衡造成的男性择偶困难称为男性婚姻挤压。

　　我国“剩男”受挤压程度之深从以下数据可见一斑：2001-2040年，每年20-49岁婚龄期男性有10%—15%剩下；目前有“剩男”2600万，2040年达到峰值4400万。

　　“剩男”大规模涌现的主因是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出生比指一个国家平均100个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正常范围是103-107。2004年出生性别比是121，创历史纪录，2009年开始下降，2013年仍高达118。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源是男孩偏好和女性歧视。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杨菊华指出，女性歧视并不局限于偏远落后农村。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受教育阶段两性基本平等，女性歧视主要表现在就业与职场中。

　　婚姻挤压的后果通常由低学历、低职业、低收入的下层人士承受。农村“剩男”几乎没有择偶偏好和选择权，是学界的关注焦点。海南、贵州、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吉林等省都曾出现“光棍村”，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剩男”，常常采取异地联姻的应对策略。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邓晓梅曾在吴江做婚姻迁移的田野调查，她说，婚姻迁移已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第四大类，93%的婚姻移民是中西部、西南部的农村妇女，这对于流出地“剩男”无异于雪上加霜。

　　城市“剩男”尚未进入学界的视野，因为依据“女上嫁男下娶”的“梯度理论”，城市“剩男”拥有“向下竞争”的空间。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城市就业竞争激烈，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就业缺口达1300万；生活成本高，资源代际传递进一步推高婚姻成本，经济理性成为女性婚姻动机中的主要甚至首要因素。据全国社会工作婚介行业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7成女性要求男性有房、有稳定收入和一定积蓄。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说，在中国社会，婚姻以男方为主，要保持稳定，男方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陈友华介绍，中外最普遍的婚配模式并非“上嫁下娶”，而是“门当户对”。“剩男”如果“下娶”，会拉低自己原本不佳的社会经济地位。一个新问题是，城市化令越来越多的农民移居城市，农村婚姻挤压矛盾是否会转移到城市？

　　另一个不为学界所理会的现象是高素质男性剩下，因为这不符合婚姻市场优势男性总是短缺的规律。学历与职业、收入通常正相关，学界因此将“高素质”视同于“优势”。其实，二者并不总是等同。今日中国，经济结构已达到工业社会中后期水平，社会结构却处于工业社会初期阶段——中下层过大，中上层尚未壮大，高素质青年上升不足，一些人寄望于“公主与贫儿”的童话，难免碰壁。德国社会学家L·穆勒认为，择偶取向可分为经济合作、生育后代的传统型和情感满足的现代型。转型期中国社会，传统择偶观被功利主义所强化，仍占据主流地位，先期接受现代观念的高素质人群也难免被剩。社会结构造成的此类“剩男”可能规模不小，并长期存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说，由于没有家庭的支持，“剩男”生存与发展能力薄弱，呈现出弱势群体的特征。“六普”显示，60岁以上未婚男性仅30%表示身体健康，已婚男性这一比例超过50%；60岁以上未婚男性生活来源是劳动收入和低保，已婚男性则有劳动收入、离退休金、家庭供养。大量“剩男”还会影响婚姻家庭稳定，造成单身养老、非婚生育、拐卖妇女和色情业等问题。政府与社会亟需保障“剩男”的福利与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提高女性地位，降低未来男性婚姻挤压度。

　　“剩男”、“剩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理解“剩女”有助于理解“剩男”。陈友华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当年大专及以上学历、30-49岁“剩女”仅79万，占比0.77%。邹农俭解释，“剩女”是现代化带来的新现象，自然夺人眼球，其实并不构成社会问题。陈友华直言，”剩女“对”剩男“的遮蔽，透露出对农民的忽视。王蕾

　　“我接受不了她的离去”

　　当吴鹏飞穿着笔挺的西装对大客户侃侃而谈时，他觉得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从扔在陋巷的多余的孩子，成为被人需要、受人重视、前途远大的青年才俊。”吴鹏飞不无自嘲地回忆，“但这是我的幻觉”。

　　30多年前，南京板桥还是小镇，窄小的街巷连接着破旧的平房——那是最早进入吴鹏飞视野的图景。“我是弃婴，”吴鹏飞平静地对记者说，“养父母是菜农，经济条件不好，因为没孩子，捡了我。开始把我当亲生的养，在我6岁时，他们生了个女儿，就‘区别对待’我了。”

　　他今年33岁，是金融律师，与同学合伙在深圳开律师事务所，年收入20万。在板桥的邻里看来，这个捡来的孩子真是争气，居然成了成功人士。“争气是我唯一的选择，尽管我并没有成功。6岁起，我开始处在既被忽略又被关注的地位——养父母忽略我，邻居同学关注我，窃窃私语，说我是捡来的，不作数，我家才能不罚款生二胎。”他有些激愤：“那时我就明白自己是多余的。不是说知识改变命运吗？我就发愤读书。”家门口的小学很差，中考他却考上金陵中学；高考进入南京一所985名校，就读金融法专业——金融律师是律师行业里最赚钱的；硕士毕业，以优秀的司考成绩取得律师A证，直奔北京，进了一家著名律所。

　　幻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初恋女友师范毕业跟我一起到北京，做小学老师。我意气风发，立志在北京出人头地——第一步成为名律师，第二步成为合伙人，第三步自己开律所，还要建立自己的家。”

　　他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每天看案子到深夜。“我是律所同辈人中第一个转正的，第一个打败名律师的，第一个工资与合伙人一样高的。”他不会也不喜欢喝酒，为了出去应酬多做业务，他发愤学喝酒，“跪在地上对着马桶吐，五脏六腑都在疼，我就鼓励自己，能在北京成家立业，吃这点苦，值！”

　　转折却悄然而至。吴鹏飞转正后收入不错，但开销也大，经常同大客户打交道，行头都得是名牌，还得有车，只能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省。他和女友租了一间屋，房租1500元，条件可想而知。就这样，他的积蓄“也只够买个厕所”。这时，女友家提出结婚要求，“就一个条件，房子，不管多大，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吴鹏飞停下，深吸了一口气，“我给不了。”

　　他理解女友家的要求。“她家在农村，还有一个弟弟，没法帮她在北京立足。”他神色黯然，“我一心工作经常忽略她，我们之间有了裂痕，我又满足不了她家的要求，7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她嫁给一个北京本地有房的同事，前年生了个女儿。这件事粉碎了我的幻觉。”

　　吴鹏飞苦闷之际，本科时上铺的兄弟给他发来喜帖和英雄帖。这兄弟在深圳做律师，事业一直没起色，后来替一个富有的女客户打赢离婚官司，不久同女客户结婚，妻子帮他开了间律所，邀请吴鹏飞去做合伙人。“他父母都下岗，之后父亲开出租，母亲开杂货铺，这样的家世不会对他的事业有帮助，他没读硕就开始奋斗……他妻子比他年长7岁。”

　　兄弟的律所虽小，但升格为合伙人，毕竟是一个跨越。吴鹏飞去了深圳，开始频繁相亲。“我的职业、收入听上去不错，相貌还行，身高1米80，但女生见面一聊，发现我没房子，就不联系了。”吴鹏飞苦笑。

　　记者安慰他，大城市男生33岁没结婚不算晚。吴鹏飞说：“由草根而跻身精英没我想的那么容易。”他转脸向着窗外，不让记者看到他的表情，“女友是我梦想的标志，她的离去，让我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一个还在为生活挣扎的草根！”梁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