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就业:全球化激荡下的挑战与前景

相关调查显示，尽管农村妇女在全球化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她们也在面临原有问题的同时，遭受着一些纷至沓来的更具挑战性的新困扰，就业前景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这一切既不利于粮食保障、消除贫困、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也不利于推进公平和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就业一直是农村妇女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农村改革启动之后，妇女劳动就业在很多方面继续沿着惯性的轨道滑行，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乡村工业化，农业的商业化、城市化，打工潮以及种植结构的不断变换等，均使妇女和男性的各种农业和非农就业机会此消彼长。在制度变迁和社会环境巨变的宏观背景下，各地妇女的生产劳动不但呈现了多元面向，而且在发展路向上也开始分道扬镳。

原有问题如故，新困扰又纷至沓来

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尽管农村妇女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她们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经过几十年不遗余力的宣传，“妇女解放”和  “男女平等”等主流意识形态业已深入人心。然而，据笔者对内蒙古和陕西两个西部村落的长期观察，在村落现实生活中，各种性别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现象并不鲜见。原有的一些问题依然如故，在全球化的激荡下，更具挑战性的一些新困扰又纷至沓来。由于依然存在的制度性歧视，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已溢出了农业和农村范畴。农村妇女就业可以说是城乡、工农差别的一个缩影。

第一，种植业边缘化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女性从业者滞留于这个弱势产业的过程。尽管妇女的非农化水平一路攀升，但较之男性，妇女在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两股大潮之中都落伍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半工半耕”模式。从社会性别角度来描述，更准确地讲是一种“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格局。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提速，种植业主劳力的女性化脸谱在越来越多地方变得愈来愈凸显。早在单干伊始，一些男人就在非农化过程中捷足先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壮年人口源源不断地从农田和村庄游离出去，大量已婚妇女却滞后在村庄和种植业中顶起了“大半边天”。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早在2006年末，全国女性劳动力已占53.2%。另据2014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更值得关注的是，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和老龄化现象几乎是同步的。伴随着越来越多青壮年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出去，“农业的女性化”趋势还会持续存在并有可能愈来愈凸显。

第二，作为非正规就业的主体，农村就业妇女依然脆弱不堪。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依然是中国妇女就业的一个主渠道。我国有约三分之二的女性就业者集中在第一产业。尽管农村妇女像男性一样分享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和科技进步的益处，但她们外出就业后衍生或连带的一些遗留问题并未因经济发展就迎刃而解，其中包括农村妇女本身的权利诉求、双重劳动负担、劳动保护、身心健康、收入不平等一直贯穿始终。农村妇女不光在中国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权力底层，她们也处于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边缘。

农村妇女缺乏培训、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社会支持，而且收入低、劳作时间长，不受劳动法保护并且不享受充足的社会保障特别是退休福利。滞留农业和农村的妇女的收入总的来说远不如从事非农劳动的男性。这无疑会进一步强化男性是家里“顶梁柱”的传统观念。农村妇女的脆弱就业距离国际社会倡导的“体面就业”  相去甚远。

第三，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所面临的社会、市场和自然风险在不断叠加并且变得难以预测。伴随国家从乡村世界逐渐后撤，市场高歌猛进，长驱直入草根层面。几乎所有农户或多或少都卷入了货币经济并依赖市场获得现金收入，但市场的风险和利润却是乡村就业者无法预测和掌控的。妇女接触市场的机会更少，也更缺乏市场经验。有点文化的男性村干部都在市场面前感叹束手无策，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一般农村妇女就更加无力应对。所以，她们往往既赶不上政策的变化，更跟不上市场的变化。

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也日渐明显。“靠天吃饭”是中国农业受气候掣肘的一个形象诠释。跳不出“农门”的妇女只好无奈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生计问题，并独自寻求抵制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谋生手段。

第四，男女村民不但缺乏来自集体的支撑，也丧失了集体归宿感。随着社区公共活动的减少，男女村民已变成一盘散沙。每当遭遇权力与资本的联袂入侵时，往往束手无策。城乡和区域差异在扩大的同时，甚至村落内部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市场逻辑也逐渐延伸到家庭和社区生活之中。例如，劳动力市场复活后，农作中的互惠合作被雇工所取代。村民的人际交往越来越滑向“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之路。无怪乎有受访者叹息，如今穷人的日子不如集体时代好过。这种情形对贫弱妇女尤其是留守妇女尤为不利。

第五，妇女承担再生产劳动的社会规范迄今几乎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自从走出家门之后，农村妇女由“主内”转变为内外兼顾，其双重劳动负担的问题始终如影随形。若按户内有酬与无酬劳动和户外有酬与无酬劳动来划分，我们不难发现，户内外的无酬劳动尤其是再生产劳动几乎都是由妇女承担的，而户外有酬劳动的机会往往向有资源和权力的男性倾斜。即便男人留在村里，妇女也因主要承担没有“影子”的家务劳动而比男人更为辛苦。无酬劳动的再生产劳动会限制她们原本就稀缺的就业、流动、教育成就及技能发展等机会。

前景充满变数，正处于十字路口

令人遗憾的是，国家的政策和实践干预乏力。农村经济改革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的全面再造和重构，然而在GDP为压倒性发展模式的导向之下，含社会性别问题在内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皆被遮蔽或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主流的涉农政策、项目和干预即便是惠农利农的，也几无例外或是社会性别中立或者带有性别偏见。这就不难理解农村妇女的权利、需求及边缘化处境何以至今仍是“三农”政策中被遗忘的一个角落。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农村就业妇女面临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风险和脆弱性还在不断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个人群面临的结构性和制度化不平等不仅同贫困、社会排斥、边缘化扭结在一起，而且也同资源的耗竭、环境的退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种制度性因素互为交织。政府缺位和市场失灵的双重缺陷，常使滞留乡野的妇女不仅承受着小农经济的弊端，还承担了一些乡村共同体趋于败落的代价。

凡此种种皆表明，农村妇女的就业前景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何去何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切既不利于粮食保障、消除贫困、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也不利于推进公平和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