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档案馆公布"抗战胜利档案"揭开尘封的抗战记忆

江苏省档案馆昨向社会公布“抗战胜利档案”—— 触摸历史，揭开尘封的抗战记忆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江苏省档案馆昨天向社会全文公布了部分江苏“抗战胜利档案”，共34份、68件。均为1949年以前档案，其中大量为1932—1948年期间档案，不少内容为首次公开。包括：“中共抗战”9份、“抗战胜利”2份、“日军罪行”3份、“损失调查”7份、“审判战犯”8份、“战争赔偿实施”5份，涉及抗战胜利过程中不懈斗争、正义审判和赔偿执行等三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档案公布前，记者连日翻阅档案原件，搜集部分史料，采访相关专家，相互佐证、解读、深化，为读者还原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1        一份日记：烈士英名垂青史

　　一份来自汪大铨（身份待考）的日记，记录了7年来抗日牺牲烈士名单，共66人，年龄19-28岁，有地委秘书、区队长、区委书记、妇女队长、秘书长、干事等，来自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四川、山东等省，大都在战斗中牺牲，也有追击敌人、负伤被捕牺牲和遭遇敌人牺牲。

　　其他的档案，如：1932年江苏省委宣传部《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的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是该批档案中最早的史料，反映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抗战十四年的历史，只是历史久远、手写的传单，字体湮灭严重。依稀可见书中用简朴的语言号召民众：“我们的口号是：募捐款助东北义勇军、自动武装起来参加义勇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利益的协定、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庆祝红军和东北义勇军的胜利！”再比如《汪大铨日记》，时间跨度1941-1944年。从日记中夹带的汪先生6月17日写给苏南区党委秘书长欧阳惠林同志的一封信来看，他似乎为茅山地区党委负责文件起草的负责人，且具有文艺才华。日记中附有五段西皮三眼乐谱。还有一份档案是《大众报增刊》，1944年9月6日头版刊登的8月22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叶剑英参谋长从敌情、伪情、友情、我情四个方面厘清了事实真相，分析了1944年3月前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国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与南方游击队分别抗击的日寇情况。

　　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方毓宁介绍说，在这批公布的档案中，中共抗战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包括了9份档案。有文件条例、宣传单、报纸、日记、教育读本、内部情况通报等多种门类，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我党在敌后战场领导人民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组织战、宣传战、情报战。

　　2　　一份调查表：日军罪行罄竹难书

　　在这批档案中，包括了当年无锡县上报的201、203、205号损失调查表和呈文。

　　203-204号为1946年1月无锡县民政科、秘书室办理的“1937年日寇杀戮许心鲁等公孙三代并烧毁房产，请求命令敌国赔偿并优予抚恤遗孤”的呈文。受害人许门胡荃，其夫许心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7-1937年先后在荣巷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教授英文数理。淞沪会战后许心鲁带领妻子及儿女一家七口逃回故乡祁许巷，日军先遣队进犯时，因父母不愿背井离乡，尽孝留下，结果1937年10月22日全家被日军第一批冲杀队拖至空场将三代男丁和婆婆刺杀并扔进屋内点火焚烧，许门胡荃及四女遭殴辱后见惨状昏绝，隔天日军去后幸免于难。许门胡荃毕业于无锡竞志女学，8年中在东林小学担任老师带着4个幼女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请求政府代向万恶敌国赔偿杀戮三代和全部房产的损失。

　　记者专门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宪文，他介绍说，从1944年开始，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开始了抗战损失的调查与取证。比如说，对南京大屠杀，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等等，采取的是一种科学的调查方法。抗战损失调查及赔偿机构的设置沿革，至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止，其间可分为四个阶段，包括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时期，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时期，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时期，赔偿委员会时期。当时由中、美、英、苏等11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之内，业已成立赔偿委员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建议，国内相应机构的名称应与此相符，所以建议行政院将赔偿调查委员会更名为赔偿委员会。张宪文强调，这四个阶段，对调查取证工作都非常详细科学，并真正做到了“与国际接轨”，为审判与索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一份赔偿实施：把胜利果实坐实

　　一个经济部的公函，建档日期是1948年1月30日。档案内容为：1948年1月28日，经济部给江苏省政府公函“价配日本赔偿工具机公告”。写明：首批日本赔偿我国工具机9447部，其中由经济部价配民营事业使用者2362部，除1/3赔偿要求因缺乏附件日本未接受办理外，2/3工具机已装箱将陆续运达上海。请江苏省政府将《民营事业申请价配日本赔偿物资办法》和经济部价配日本赔偿工具机公告在本省广而告之。

　　公告明确民营事业申请截止时间至1948年3月15日，价配范围包括：制造或修理纺织机具、造纸机具、电器机具的工厂和增产煤斤需用工具机的矿场。工具机包括镗床、水压机、磨床、切齿机等15种，车床最多，达1307部。

　　1948年8月3日，工商部发给江苏省建设厅训令，在该部已经汇集全国民营厂矿申请的情况下，要求按照订约交款提货等事项需知，在价配日本赔偿物资签订契约等阶段，迅即派员开展对保工作，对保证人在契约上签字盖章进行核对，并注明对保人姓名和对保时间，以昭慎重。

　　省档案馆副馆长、新闻发言人张姬雯介绍说，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一方面开展日军罪行调查，抓紧对日本战犯审判，一方面发动社会各界开展损失调查，并组织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把胜利果实坐实。实际上，日本承认战争罪行，逐步向中国实施了战争赔偿，民国政府行政院负责赔偿物资的分配，采用一系列措施方法确保赔偿物资落实到位。

　　4　　一份战犯名单：罪恶名字钉上历史耻辱柱

　　据介绍，1946年5月15日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公函，向江苏高等法院等交“日本主要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三十名起诉书和日本重要战犯名单”，作为各军事法庭参考资料，指导在侦查其他战犯时就其地位经历予以参酌。在这份公函中，明确了参考的必要性：一是我国起诉书仿照美英法苏对轴心国战犯控诉书的法定程式，与同盟国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致；二是应遵守国际惯例，对于居于领导地位的战争主要罪犯，重视国际上处罚战争罪犯的见解和原则。

　　在这份档案中，《日本重要战犯名单》，编号为9，极密，涉及元帅3人、大将23人、中将167人、少将11人、文职28人，共232人。名单分为姓名、阶级、职务、罪行，排在第一的是陆相本土总司令官杉山元，罪行三条，第一条即策动九一八事变，为侵华战争之主犯。排在倒数第二的是川岛芳子，职务为天津特务机关谋略班长，列出的罪行最长。

　　“川岛芳子”，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非常熟悉，而且长期以来，关于她的各种“传说”也是莫衷一是。战犯名单中，这样介绍川岛芳子：“曾任天津特务机关谋略班长。该犯罪大恶极，一切侵华情报，均由该犯供给，九一八事变时，辅佐多田骏，代为谋划曾游说马占山企图不用一枪即将东北占领，失败后即赴上海，在田中隆吉之特务机关工作，勾结流氓、土匪，布置间谍网，刺探我国各地情报，俾供敌人之进退，敌人进犯热河时该犯由上海赴平热一带活动，帮助进占各地，其后又赴天津与板垣、土肥原等拉拢汉奸组成傀儡，主使其爪牙破坏交通，捕杀爱国志士及我中央地下工作人员，为数颇众，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其侵华祸华之程度与土肥原同。”省档案局副局长张姬雯强调，这是一个官方认定，相当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对长期以来围绕着川岛芳子的“传奇”有一定正本清源的作用。

　　那么，当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什么样的“流程”呢？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他介绍说，二战后，国际上成立了两个法庭，一个是纽伦堡法庭，一个是远东法庭，这两个法庭主要审判德日甲级战犯。对乙丙级的审判，则由同盟国法庭审判。中国当时成立了10个法庭，包括南京、徐州、沈阳、北平等都有。

　　朱成山强调，公布抗战档案，是国际通行做法。如美国公布大量二战档案，德国曾经给了以色列500万件二战档案，而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则对很多侵略与加害的档案实行了销毁。如今，公布这些抗战档案，不但还原了历史，反制日本右翼，也为当今社会服务，为历史研究服务，“当然，一些孤立的档案，我们还要多方相互佐证，认真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具有科学性。”

　　5　　父子两代人的热血抗战

　　在这批档案中，一封纸张泛黄的信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封面是编号为319号的公函，事由：“呈为青年尽忠报国舍身抗战流血沙场尸骨难寻为国所致乞念忠魂请为恩准令饬褒奖编叙忠烈史迹建祠衣冠坟墓以重国典而慰忠魂事由”，日期为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945年10月16日），附了一封信，三页多纸，1000多字，作者姓名为刘伯阳，当时的职业是“江苏省建设厅公路杨浦各线桥梁管理员”。

　　在这封信中，刘伯阳首先回顾了他早年追随国父孙总理及英士（陈其美）先生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破产助饷起义”，在攻克南京一役中立下汗马功劳，而在“江阴举义出兵讨袁一役”中，被打折了腿，落下终身残疾。抗战之际，“小儿升林已十八岁，卒业于扬州省农中学，与多数学生一样，志愿从军抗战”，刘伯阳把此事报告淮扬警备司令并奉李司令面谕，“即命刘伯阳召集包括刘升林等在内的学生数百名，成立学生队抗战”，后因李司令离扬，该队“乃并于陈文司令指挥节制”，“在扬州昭关坝抗战，后将该队调于扬州西乡作战”，至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驻扬日本永津天谷两侵略军万余并有扬州绥靖伪军加入，进犯陈军阵地”，“是役升林首先率学生队奋勇进攻敌军阵地，会战七次，于敌以重大打击，战争正在得利之际，不幸小儿升林为炮弹所中，身躯被炸粉碎，竟致难寻尸骨”，行文至此，这位父亲的伤痛可谓彻骨铭心。他继续写道：“窃查升林生性忠心爱国，少年舍身为国抗战，不料殉国阵亡，该子虽已成仁，无奈伯阳为国伤腿，现已年老，事变抗战而又伤子，舐犊情深，心痛切骨，言念及此，伯阳能不肝胆崩烈（裂）。”

　　那么，刘伯阳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信中说：“查该陈文司令现已不存在，惟有伯阳屡呈升林阵亡情形，伏读报章，现经江都县张县长编叙江都县事变所有爱国抗战之优秀分子为国抗战殉国忠烈史迹之际，窃思伯阳伤后得生该子，事变为国奋起抗敌国而忘身公而忘私，大仪一役不幸战地阵亡，尸骨粉化，为国所致，乞念为国阵亡忠魂，请为恩准令饬特将升林编于史迹，并请从优褒奖建祠，准予给一公地俾葬衣冠坟墓，以重战功而慰忠魂，是否有当理合备文陈请。”这封信除呈给县长外，还呈江苏省淮南行署陈主任。

　　看这封信，一位老父亲的殷殷报国情跃然纸上，他强忍悲痛，向政府详细介绍了两代人投身北伐和抗战的故事，字里行间处处饱含痛楚，儿子粉身碎骨，这位父亲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要求，而是要求把儿子的事迹写于史迹，并为儿子建一个衣冠冢。两代人的抗战史，今天读起来仍然让人肃然起敬。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刘伯阳信中所提到的那次战斗，应该就是当年的“公道桥伏击战”。关于那场战斗，当时的《泰报》曾经报道过三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11月4日，《泰报》11月7日第一版做了报道，11月18日还有报道，12月16日、17日又连续转载了《苏省社》报道，一则标题为：“大仪敌犯我南小街  因死伤甚众  仍退原阵地  仙邵之敌未有活动”。另一则标题为：“敌犯天长被击退  仁和集失而复得  敌被击毙百余  向西南败退”。在刘伯阳的信中，也明确写到了儿子“大仪一役不幸战地阵亡”！ 

　　在这份公函中，“拟办”一栏写道：“拟饬江都县政府查明编叙”，不过，记者多方调查，也没有刘升林的记载，更不要说衣冠冢了。扬州市党史办征研处处长陈立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时这项工作可能不了了之了。因为，紧接着就是国民党“剿共”，扬州当地的历史资料和地方志，均没有发现刘升林的记载。不过，在这封信中，刘伯阳提到，当时是“八口之家”，这样说来，现在很可能还有刘伯阳的后代。

　　而这封信中所提到的陈文司令，可谓赫赫有名。由中共郎溪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高邮市委党史办公室合著的《传奇将军》中记载：陈文，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郎溪县毕桥镇。1926年，他为保一方平安，自费组建地方民众自卫武装。农暴失利后，陈文隐居江苏镇江，1937年投身延安，“七七”事变后，他返回镇江筹备抗日武装力量。扬州沦陷后，陈文成立抗日义勇团，主要活动在扬州西北乡公道桥一带，在一年多时间内,与日军作战大小战斗一百余次,屡战屡胜。

　　扬州党史办专家许姣姣告诉记者，1939年8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掀起，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调集数十万兵力分水、陆两路围剿陈文抗日义勇团，活捉了陈文。韩德勤极力劝降，陈文宁死不屈，韩德勤恼羞成怒，于9月中旬在蒋坝将陈文处死，并在苏报发消息称“被俘匪首陈文，夜间借小解之故逃跑，被卫兵击毙。”

          撰稿贾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