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人或不必出国购买“中国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网络资料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11月19日电 (记者陈勇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昨日在财经年会论坛上表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对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杨伟民称，应该从改革要求、时代背景及改革内容等方面认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尤为关键，目前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个方面问题。

　　 国内国际两维度要求供给侧改革

　　五年规划本来就是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的优化问题，《建议》当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作为《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思想。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而之所以推动供给侧改革，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杨伟民介绍称，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3%，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可以很大程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这使得我国建立起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然而，如今发达国家纷纷去债务化，靠债务支撑的世界市场缩窄，我国的产能一部分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不仅如此，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给、提供资源之间这种大分工，部分国家成了净消费国，部分国家成了净生产国。我国当时靠劳动力低成本这样一些比较优势，成就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个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

　　因此，世界经济对我们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我们的增长、贸易及投资等发展机遇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国内。杨伟民表示，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的经济仍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供给侧的重要性凸显。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杨伟民表示，基于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第11次会议上提出了5+4+3的行动方案。

　　“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从过去的我们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具体政策可以逐步的往里头添，但总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而“3”是三大原则。杨伟民介绍称，这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第一个原则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大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个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是生产力能不能解放好、发展好，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第三个原则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尤其要调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一个是企业家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企业家的精神。第二个是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尤为重要。第三个是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这也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当前供给状况至少存在六大问题

　　杨伟民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对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杨伟民称，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和不少零部件我们需要进口。

　　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杨伟民亦表示，解决当今中国经济的问题，学习运用宏观经济学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好、用好微观经济学。

　　原标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人或不必出国购买“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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