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发和培养需建长效机制
作者是出版之源。没有作者，便没有出版；没有优秀的作者，便没有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图书。出版和其他众多生产企业一样，离不开货源；它也和农业一样，离不开种子。作者在出版流程中恰如货源和种子。农民种地，首先是育种和选种，这关系到农民辛勤劳作一年的收成；生产行业也会花大力气稳定货源，与原材料供货商结盟，形成一种长久、稳定、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
以此类比，笔者认为，目前很多出版社并没有将作者的开发和培养放在出版重中之重的地位，在这方面做得还较薄弱，更没有建立一种长效机制。
优秀作者不会唾手可得
在当下的出版业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作者和出版社的关系是零散的，作者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他们不知道如何将书稿精准投放，出版社也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双方都处于一种盲目的摸和碰的状态。碰到了，就可能由此产生一部畅销书。
就文艺类出版社而言，大作家和有影响力的学者是屈指可数的，他们的个人品牌便是图书质量和销量的保障，这些大作家、学者自然是众多出版社争夺的对象。但是，这样的优质资源一般是不易得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社该如何作为？
这就对出版社提出了新课题，那就是要着重作者的开发和培养，就像农民育种和选种一样，这是出版必须要做的一项功课。出版社不能只想着在这方面走捷径，靠运气去寻找、去碰，而不做培养的工作，优秀的、有潜力的作者不会唾手可得。
培养，首先在于发现，要在众多作者中发现有潜力、有才华的好苗子。至于如何发现，以文艺类出版社为例，笔者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和文艺类期刊联手发起征文大赛。从大赛中，比较容易甄选出优秀、有潜力的作者，“80后”作家韩寒和郭敬明就是从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的。
这种文学大赛不但要形成独特品牌，而且要具有持久性。一个可以相类比的例子是演艺界的《中国好声音》。出版业或许可以从“好声音”的开发和经营模式中摸索出可借鉴的开发、培养作者的方法，借助大赛平台，发掘民间的、不为人知的优秀作者。
现在，很多期刊也在零星举办文学大赛，但只在小范围为人所知，远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吸引优秀作者的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因此，出版社如果想寻找到优秀的作者，必须在文学大赛的举办形式及其影响力上做足功课。
笔者认为，出版社可以联合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影视业的导演一起开发作者及其作品，形成一条利益共享链。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文学期刊上先行发表，以短平快的方式与读者见面，经前期预热后，再由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最后由导演拍成影视作品。现今，出版业与影视业已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并彼此增益。如《甄嬛传》的热播带动了图书《甄嬛传》的畅销，同时，《甄嬛传》的热播也得益于一个优秀的文学底本。
当然，发现优秀作者的方法和途径还有很多，值得业界人士更广泛地探讨和思考。
形成长久共赢合作关系
培养作者，无疑是一项长期的、见效慢的工作。这就要求出版社不能用短视的目光来对待，要舍得投入。发现一个优秀的创作苗子，就要有耐心，不能期待他立刻结满丰硕的果实，只等着采摘的一刻。太功利性的出版社会吓退有潜质的作者。
《中国好声音》大赛胜出的选手一般会和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签约。这几年中，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会付给歌手一定的生活费，保障其生活不会受到困扰。这几年也是歌手的发展期、自我成熟期。当然，这其中势必有淘汰，不是人人都能走到最后。这就是一种合作、培养的机制。
这种机制是否可以引入出版领域？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出版社类同唱片公司的角色，可以签约创作大赛胜出的选手，出版社要保证作者在签约期间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这期间作者创作的作品由与其签约的出版社独家出版，这也保证了签约出版社因培养作者的付出而获得的收益。
为了激发作者的创作力，出版社要尽力为作者创造良好的写作条件，同时，为了防范作者的消极怠工，如果作者在签约期间创作出的作品质量一般，达不到出版要求，出版社在赔付一笔补偿金后可以与作者解约。如果作者在签约期创作的作品质量超预期，可以用浮动版税增加作者的收入，实现与出版社利益共享。
有影响力的出版社的成功之道在于他们懂得如何栽培作者，作者的成长，归根结底也是出版社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成就了作者的知名度，作者也成了出版社手中握有的一张王牌。
当一家出版社手中握有的王牌数量众多，到了一个可观的程度，就会在出版业奠定独特地位。比如，商务印书馆在向外介绍自己时，会很骄傲地打出一张牌，那就是他们的作者队伍，夏丏尊、叶圣陶、沈雁冰、朱光潜、朱自清、丰子恺、周建人、林语堂、赵景深、巴金、冰心、钱穆、胡适、陈望道、耿济之、孙伏园、周予同、高士其……
这里要插一段出版史话，那就是商务印书馆如何发现和培养钱穆的。1912年，中学刚刚毕业的钱穆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一稿投到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参加该刊的征文比赛。由此，钱穆被商务印书馆发现。
6年后，钱穆的《论语文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毛头小伙子、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学界无名小辈，能够在当时已经雄踞中国出版业龙头的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事。”一位出版前辈提到这段往事时如是说。可以说，商务印书馆托起了一颗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这颗新星果然不负众望，陆续写出了《论语要略》《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并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综观钱穆前半生，他的所有重要著作几乎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再举一个当代的例子，少儿作家晓玲叮当第一次见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时，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张秋林发现她是一个好苗子，从此展开了和她长达10多年的合作。10多年来，晓玲叮当创作的《魔法小仙子》《超级笑笑鼠》《非常成长书》三部丛书近40个品种，发行量达到500多万册，她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少儿畅销书作家。“一个好的编辑应该陪伴作者共同成长，当作者名满天下之际，也就是编辑大功告成之时。”张秋林如是说。对于一家出版社，它与作者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呢？
避免无序恶性竞争
现在经常出现多家出版社争抢一部作品的情况，一些作家的作品只是换了一个包装被不同家出版社出版。这很容易引起版权纠纷，特别是对版权输出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零碎地、被分割到不同家出版社出版，与集中到一家出版社出版，对作者的收益而言，其实是差不多的。
很多出版社深受这些出版乱象的困扰，为了避免相互间不必要的恶性竞争，一些出版社已经意识到作者的培养和开发的重要性，纷纷与作者签约。这对作者本身也是有利的，可以避免他们的版权受到侵犯，而且有稳定的收入，能安心、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针对目前诸多插画家、作家版权无序恶性竞争的现状，率先与任溶溶、张之路、沈石溪、汤素兰、周锐，以及台湾的管家琪、桂文亚等知名儿童作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方面，各签约作家将自己作品的首选权及首发权交给浙少社；另一方面，浙少社集中整合本社的优质资源，全力打造作家的品牌，为少儿图书市场提供优质图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实现了出版社和作家的双赢。
在国外，很多出版社与作者经过10多年的磨合并建立了信任。在此基础上，出版社通常会和作家签一个专有出版权的协议，即作家的所有作品都交由该出版社出版。这种做法对我国出版业具有启示性。国外有一些基金或个人赞助的“写作计划”，比较有名的是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该计划前后资助了1000多位世界各国有潜力的作家。出版社作为文化传播机构更应该肩负起此项重任。
作者的培养和开发，对出版业而言，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其中的方法需要出版人共同探索，而且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它如同野外生存的人寻找水源一样重要。
（浙江文艺出版社 周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