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趋势变化之三：塑造“义利两全”的全球贸易新秩序

　　改革开放3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全球比重0.78%，爆发式扩张到2014年的4.30万亿美元、全球比重12.2%左右，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如此成就也毫无夸张之嫌。 

　　“只要有成本优势，我国的出口就能扩大。”回首往昔，权威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正是依靠富余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原材料资源和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使得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就了全球第一大外贸国。

　　然而，时过境迁，面对传统优势的逐步丧失，环境承载力的束缚，传统产业的相对饱和，以及国际需求不振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拼资源、做低端、给优惠政策”的外贸老路已是日薄西山，无力维持。　

　　此外，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以外贸增速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客观现实的倒逼，还是主观谋求改革的意愿，都需要中国外贸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并通过塑造全球产业链重建国际市场的全新竞争优势。　

　　“中国的着眼点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市场份额，而是应积极参与外贸新格局的塑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必须能够用符合全球化长远利益的“义利观”，激发世界贸易体系的“正能量”。

　　新常态的外贸新内涵

　　“如果把外贸新常态的内涵仅仅理解为‘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显然是以偏概全。”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部副主任白明的理解中，外贸进入新常态是长期量变引起质变的阶段性转折。　

　　“一般贸易占比的持续上升，商品结构的逐步优化，中西部地区外贸贡献的提高，以及民营企业在稳定外贸增长中作用的凸显。”白明举例道，近年来，尤其是2012年以后，这些趋势性变化对我国外贸内涵的优化正日益凸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我国外贸产品的附加值、技术含量已有一定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已经逐步摆脱了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牵绊，逐步进入到了有较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领域。201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6605亿美元，已超过外贸出口总额的1/4。　

　　新一轮外贸转型升级则是要实现对全球贸易产业链核心价值的自主控制。为此，在白明看来，就需要在通过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企业的同时，政府对于“基础性、共性技术的研发，依然要更加积极地推进、引导”，并向潜力企业提供适当帮助，推动其完成技术、人才要素的聚集，培育出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实现整个产业的升级改造。　

　　同时，外贸新常态的新内涵还包括贸易平衡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过多强调出口，导致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未充分发挥。这种长期贸易失衡，大大阻碍了中国外贸竞争力的健康发展。　

　　丁一凡认为，新阶段应该更加认识到保持进出口平衡对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国内消费、提振企业信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进口和出口的基本平衡是未来外贸发展的方向。”例如，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高端生产服务业的进口，带动国内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强与当前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相契合，通过内外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外贸转型升级。　

　　重塑全球产业链　

　　“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激增，环比增长逾三分之一，创历史新高。”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回顾和2015年前瞻》，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额达569亿美元，并购数达到272宗。　　

　　“过去我国企业竞争力不强，开展跨国经营的能力和条件有限，但这种局面正在改观。”在权威专家看来，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无法完全容纳下中国目前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这“对我国过剩产能转移有积极意义”。　

　　“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布局，带动当地工业化进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具有‘培养市场的作用’。”屠新泉理解中，资本输出带来的影响远比简单的商品输出更为久远和深刻。　

　　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为深刻的意义何在？专家们的意见惊人一致：通过大规模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率和资源禀赋进行要素优化整合，全球分工合作，打造由我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曾长期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以代工的方式嵌入跨国公司的分工链条”，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收益。重新安排和主导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就意味着掌握链条的利益分配权。权威专家认为，中国唯此才能真正实现由“打工仔”到当家做主“当老板”的跨越。

　　“目前，国际市场依然疲软，正是原国际产业链松动的时候”，并且“一带一路”战略正逐步推进，白明提醒到，历史给我国企业重构国际产业链条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然，国家顶层设计需要基层行动的配合。在政府积极推进境外投资的法治化建设，强化公共服务和保障工作，出台金融、外汇支持的同时，企业必须主动地去打拼沿线市场。权威专家强调，这既需要企业有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还需要有因地制宜的创新活力，适时调整企业经营思路、模式，更需要讲求义利两全谋求长远。　

　　同时，中国大规模“走出去”要与坚持30多年的“引进来”战略做好机制体制协调。2014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增长，达1196亿美元，外资流入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权威专家认为，新常态下的引资，政府要从主要靠拼优惠政策向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转变，遵循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先鼓励符合我国发展需求的高技术、服务业领域的外资”。

　　新格局下的外贸主导权之争

　　“中国到了引领外贸规则制定，争取外贸主导权的阶段。”屠新泉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强国必须能对世界贸易体系起到主导作用。而从目前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看，未来全球贸易竞争更趋剧烈，中国面临“不进则退”的局面。　

　　伴随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自身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一锤定音”的局面遭受挑战。比如，美欧积极谋划通过TPP、TTIP等自贸协定来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以延续对国际贸易的主控地位。　

　　对此，欧美也毫不讳言。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曾言，美欧自贸协定谈判是为了保持欧美在21世纪全球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则称，要抓住自贸谈判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丁一凡看来，将中、印等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就表明欧美自贸协定实质是面临挑战时的一种“变相贸易保护主义”，从历史普遍规律来看，竞争力强的国家更主张贸易自由化，竞争力弱的国家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他认为，美欧边缘化WTO、力推自贸协定，印证着世界贸易格局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

　　“美欧想通过自贸协定先制定好新贸易规则，然后以‘二次入世’的方式逼迫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就范’。”屠新泉认为。然而，无论是真正的排除在外，还是想逼迫“二次入世”，专家们的观点一致：中国不可能任人摆布，而是会主动作为。

　　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产品价值链的攀升，“世界工厂”和“超大规模市场”的双重角色，进口和出口的市场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带来的产业链延伸与重塑……在专家们眼中，这些无疑都是中国争取外贸主导权的有力筹码和博弈底气。但屠新泉同时也强调，无论通过何种途径争取外贸主导权，我国都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基础性支撑条件：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所以导致在谈判中我国需要作出让步。“从以开放促改革的角度看，这毫无问题。但从谈判的角度，我国就会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因此作为构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还要继续大胆“先行先试”，及时复制推广经验。

　　其次，我国“还面临谈判队伍培养的问题”。“我国入世谈判15年曾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谈判人员，但现在已经分散。”在屠新泉看来，如今的谈判队伍缺乏稳定性，并且现在谈判人才的培养存在与国内产业脱节的情况。“谈判人员只负责谈判，缺乏对国内产业的足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