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大军中有不少老人 父母“逆流”陪孩子过年

　　　　火车站11号候车大厅，一对老夫妇准备坐火车去威海过年。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摄

　　车票难买、路途颠簸、费时费钱，年轻人抱怨过年回家的同时，一些父母却加入了春运的大军，到子女家过年。好处是错过了春运高峰，实现了春节团圆。而求团圆的背后，却是父母对孩子回家成本的转移，照料孙子、心疼孩子。为了一个团圆年，这些奔波在旅途的父母也真是拼了。

　　多了不少“老人”

　　10日，在济南火车站，记者发现今年的春运客流中多了不少老年人的身影。“姑娘，你看这张车票是不是在这个站坐车？”一对中年夫妇手里拿着一张10号的“济南—烟台”的动车票向记者问道。老刘夫妇老家是河南的，对济南并不熟。赶着春运前夕，来济南接孙子去烟台的儿子家过年。

　　“之前儿子一直在济南工作，儿媳妇父母家也在济南，今年儿子工作刚调到烟台，孙子就在济南让姥姥照顾着。我们先来接孙子，然后一起去烟台过年。”刘阿姨说，之前每年过年儿子一家都会回河南老家过年，“一般就回家呆两天，然后就赶到儿媳妇家里。”

　　“今年儿子工作刚调到烟台，在那边安置家也花了不少钱，儿子说今年手头紧，跟我商量要不我去烟台过年吧。我和老伴儿一商量觉得也合适。”刘阿姨觉得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在哪儿过年都一样。

　　“一共放假7天，他们在路上就要3、4天，但我们有时间。”刘阿姨说。先坐大巴，再坐动车，谈起路途奔波的辛苦，老刘夫妇倒也乐观：“外出走走逛逛、开开眼界，不是件坏事，再说不是我们折腾就是孩子折腾。”

　　说来说去

　　都是为了孩子

　　“今年过年怎么过？”每到年关，房女士就要为这个问题和丈夫争论很久。房女士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一个老家鲁西南一个老家胶东，小两口在济南安家落户。而过年前一个月，家里就会问今年在哪儿过年。

　　“每到过年，特别麻烦！”房女士说，结婚后已经历了两个春节，头年按照老家风俗，跟着丈夫回公婆家过年，自己爸妈在家就只剩老两口，很冷清。第二个春节自己怀孕了，老公就陪着她回娘家过年。

　　现在孩子不到一岁，小两口一商量还是把父母接过来过年吧。“本来婆婆就在济南帮我照顾孩子，把公公一起接过来，我们就不用带着孩子来回颠簸了。”小房夫妻还没有买车，回家很不方便。“孩子还小，春运途中人流量大，还得坐公交，来回交通不方便，还容易染上病。”小房说。

　　记者了解到，像房女士这样因为孩子太小而选择让父母来城里过年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山东省社科院人口学研究所田杨博士指出，从人口结构学角度来讲，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逆返乡潮的客观基础。“现在二三十岁的家长，很多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这一个孩子。父辈与少辈，尤其是孙子辈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事情出发点都是为了下一辈的安全健康着想。”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海分析：“在济南工作的大部分人老家就在省内，回家相对方便。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工作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离家距离很远，车票也不好买。人们回家的时间和车票成本就会高很多。”

　　“逆向过年”是人们

　　日趋理性的选择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马广海认为如今日益普遍的“逆向过年”却是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

　　“这体现了人们对于家的概念有变化。以前人们对家的理解就是出生地，现在人们逐渐接受在哪儿团聚哪儿就是家；人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在哪儿团聚有利于大人和孩子的方便，就在哪儿团圆，这种在观念上的转变很好。”

　　田杨博士认为，逆向过年的现象也体现了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城乡生活差距。“在逆向返乡的人群中，很大部分是农村父母到城市过年。回农村过年，许多人面临着洗澡、暖气等生活条件舒适度的问题。人们愿意将父母接到生活条件好的一方去过年。”

　　另外，由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许多农村父母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原先拜年、祈福、烧香等一些习俗都有一些淡化。这些事儿变得不是一定要做。”

　　马广海还认为：“现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许多人是独生子女，出生在所谓的‘核心家庭’,他们在老家出生地没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像上一辈一样的大家庭，这样父母到城市里过年就很简单。”

　　同时，逆向过年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另一种表现，父母将合家团聚的成本从子女转移到自己身上，宁可自己多受苦受累，也要让子女少吃苦受累。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