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摘中国新闻奖 您的作品应有哪些改变
一年一度的中国新闻奖评奖，是对过去一年中出现的优秀新闻作品最高的评价，对于新闻界来说，值得“狂欢”，但更是一种鞭策。从每年对获奖作品的研讨中可以看到，摘得桂冠的作品特点总相似，而作品落选的理由却各不同。
在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以作品内容为主要考核对象的中国新闻奖是否需要改变？答案是肯定的。即便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高品质内容，也要随着时代发展和受众需求进行调整，这样才有生命力和市场。
那么，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硬杠杠”之外，要摘得中国新闻奖，我们又该在自己的作品上进行哪些改变呢？
国际传播 实现视角大转换
“前段时间，新华社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名为《十三五》的动画视频。这是一首吉他伴奏歌曲，站在复古的大众巴士车顶上的4位卡通人物用英语演唱的方式，讲述了中国的‘十三五’规划。视频上线之后除了广受国内受众关注，还引起了海外知名媒体的集体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二次和多次传播。《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NBC、CNN、《英国卫报》等媒体都进行了转发，而且还作了评论。”这是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组长曹焕荣在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研讨会上讲的一个故事。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事例，是因为曹焕荣注意到这个作品的出品单位是复兴之路工作室，而并非传统的主流媒体。“一股紧迫感油然而生。”曹焕荣的这种“紧迫感”是对国内媒体不善于传播中国故事的担心，而他的这种担心也正是一直以来中国媒体对外讲中国故事的“短板”。
“长期以来中国人不善于向世界讲我们自己的好，尤其不愿提及中国人为世界所作的贡献，这多多少少是目前中国在海外形象相对消极、负面的原因之一。”曹焕荣直言，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如果中国媒体不能够在大格局、大背景下进行思考，我们的新闻传播可能会产生重大问题。
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奖评奖中，国际传播奖是与文字、广播、电视、网络并列的组别。中国社会科学院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表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评价国家形象时有一个重大战略，就是国家形象几乎等同于国家的生命、国家的安全。中国新闻奖中不分媒体和体裁设置国际传播奖，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中国对于国际传播的重视。
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要论版主编范正伟看来，我们太多的报道灌输的色彩太浓，宣传的动作太猛。他引用一位新闻评论前辈的话指出：“只知道旗帜分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知道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国际传播再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内宣和外宣。”姜飞直言，在评奖中已无内外之分，那么向国内民众传播的信息转向外宣的这种功能也要进行转型。除此之外，姜飞认为，国际传播的好作品就应该像一道大餐，不仅色、香、味俱全，连用餐的桌布、餐具、摆放等整体和细节的感受都需要美好。“菜好不好吃，有时候细节和整体的核心要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一般都习惯直奔主题。”姜飞认为，媒体在国际传播上要实现视角的大转换，应该像和平鸽一样通过国际传播消除误会、促进理解，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
报道眼光 提升作品历史感
“上世纪60年代有一本小说《红岩》曾风靡全国，包括我们这一代都是看着这本书长大的。‘狱中八条’是烈士们牺牲前留下的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8条意见，饱含白公馆、渣滓洞烈士血与泪的嘱托。”重庆市记协常务副主席冯建新提到的这个电视专题《解密“狱中八条”》是今年的获奖作品，尽管不是最高奖，但是在他看来，近几年党风廉政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如何能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找到具有历史印记的选题，是媒体的一种能力。
“为什么当你看到‘狱中八条’的时候会会心一笑，因为它里面提到的问题和中央始终强调的八项规定有一定关联。”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高级编辑孙宝印说，作者很敏锐地把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对接，这个片子从历史中发现了现实和今天能够利用的东西，说明它很有历史感。
那么，什么是历史感？在孙宝印看来，不是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经过报道都会被历史留下来，大部分新闻事件都是过眼云烟。但是，当回过头去看那些经典片子，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这需要作者能够很敏锐地感知，从直觉上判断出该事件是否可能会被留在历史上”。孙宝印说道。
中央电视台的《念斌从死刑到无罪》就是这样一个能够烙上时代印记的作品。念斌蹲了8年监狱、被判4次死刑但最终活了下来，这得益于中国的司法改革。获得文字系列一等奖的新华社《“呼格案再审”系列报道》，感动人们的是记者汤计9年的不懈追踪，“铁肩担道义”的为民情怀，背后同样烙刻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时代印记。
《“藏粮于土”箭在弦上》这篇广播作品也在今年的研讨会上被多次提到。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这篇评论尖锐地指出在增长背后各地高质量的耕地和人均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中国农业远远没有摆脱粗放式的生产模式，高增长背后是资源的高消耗。评论通过粮食产量“增”与优质土地“减”的强烈反差，指出国家粮食安全生产遭受严重威胁，呼吁国家尽快调整战略，由“屯粮于仓”转型为“藏粮于土”。
中国传媒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王宇直言，他们看到的不是辉煌的数字，而是背后付出的代价，这不是站在个人、媒体或地方的立场，而是从子孙后代的视角，从国家战略上去呼吁。“这就是说，媒体在报道新闻时要看到现在所面临的人口、环境、经济结构等难题，应该有一些新的视角，要把它放在更高、更远且与中国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的角度来看。”用王宇的话说，这与单纯报道事件本身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如何增强报道的历史感，在孙宝印看来，“需要很敏锐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感觉，而这感觉中又包含着理性的判断。”他认为，记者就需要这样一种本事。
话语表达 加强融媒体风格
“《千湖新记》多种手段的应用，大大丰富了网页的表现手段。每个页面的色彩都不一样，而且很多小栏目的设置都考虑到网友使用时的体验。比如，界面下方设计每一屏的内容，像导读一样，就是给用户提供更方便的阅读体验。”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晋升以荆楚网的大型系列报道《千湖新记》为例指出，这篇作品的获奖与整个媒体融合的大趋势有关，且2014年又是践行媒介融合的年份，很多获奖作品都在这方面下了功夫。
创新表达，改变话语表达语态和方式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的建议。曹焕荣表示，之所以提倡媒体进行“走转改”，就是抓住了传统媒体“八股盛行”的要害，强调表达创新，也就是促进我们尽快适应互联网条件下的传播。在曹焕荣看来，解决创新表达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好说什么、报什么的问题，还要解决好怎么说、怎么报的问题。否则，在新的传播格局下，即便有了新的传播渠道，也难以实现预想的传播效果。
比如中央电视台电视消息《习近平奥巴马会晤》，从会晤后的闲庭信步，到月下挥手告别，营造出一种“串门式”氛围，摆脱了传统会晤的严肃气氛，使时政新闻脱去了刻板的外衣，直观自然地向受众传达了两国元首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愿景。
“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媒介自身的竞争环境变了，有些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作品长的问题，受众习惯了碎片化资讯的吸收，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改变。”王宇说道。
张晋升也表示，今天面对网络新媒体这样一个现实，如果没有足够好的传播技巧，没有足够高的传播智慧，没有足够强的议题设置能力，而只是纯粹地去占领阵地，主流媒体传播的东西就不能被网民接受，网民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点击，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媒体融合已经打通了各类渠道，调动了人类的全部感官来实现传播覆盖的最大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激活热情，构筑传播的新优势和新模式，是主流媒体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张晋升说道。
■记者手记
莫让小失误成为 优秀作品命运“休止符”
□赵新乐
每次参加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研讨会，总会听到各种惋惜声：“挺好的作品，有一个错别字”“如果那个标点符号没用错就完美了”“早知道我多看几遍，也不会因为一个词错失新闻奖啊”……
这样的声音每年都有。这也意味着总有那么一大批优秀作品“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却“折”在了“小阴沟”里。而这些“小阴沟”，不外乎“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字词误用”“直接引语使用不当”“数字单位缺失”等日常看起来小得不能再小的失误。可就是这样一些“小失误”，却在关键时刻成为改变作品命运的“休止符”。
今年的中国新闻奖评选，审核委员会从856件参评作品中审核出300件作品有差错，占审核作品的35%，最终决定撤销168件作品的参评资格。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其中的无奈与遗憾非当事人不能深切感知。
在社会上，也不乏有人对中国新闻奖评选标准提出质疑，称其为“咬文嚼字”奖。而在本届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会主任唐绪军看来，中国新闻奖作为中国新闻界的标杆，获奖作品作为我国新闻作品的典范，其标准应该、也必须高于报纸质量管理标准。他指出，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规定的是底线，是合格线；而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是高线，是“好中选优”的优秀线。既然是从合格稿件中挑选优质作品，对于文字的要求自然要严上加严。
本届中国新闻奖揭晓后，无锡新闻界成为大赢家，其报送的多件作品分获中国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实现了其在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可就在《精品大丰收喜庆第16个记者节》见报的当天，《无锡日报》报眼位置就将“习近平”错写为“习近年”。原定报纸总编辑要在中国新闻奖颁奖报告会上作典型发言的计划也就此泡汤。
再想想近期多家报纸出现的差错，不免让人唏嘘。
所谓白纸黑字，文字之美在于其浓重的历史感，一旦错了将再无更正的可能。只字之差背后折射的则是整个采编流程的疏漏与失误。这其中包含记者对稿件的认真程度、编辑的功力与责任心以及整个报社对于这份事业的用心与信仰。
从正面典型到反面教材，也许就隔了一个字的距离。如若因此与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失之交臂，这种追悔与痛惜又岂能是言语可以描述的。这，是多么痛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