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索打破公立医院“铁饭碗” 专家称任重道远

　　从暨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刘卫(化名)是深圳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一名新入职医生。与老员工们不同，他到岗后拿到的不再是事业编制的“铁饭碗”，而是成为类似企业招聘的“合同工”。

　　刘卫所在的医院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取消编制，不再有处长、科长等中国大多数公立医疗机构都有的行政岗位。

　　《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不久前正式出台。这个方案被赋予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探路的意味。方案提出，到2017年深圳的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鼓励深圳的医生走出公立医院的大门，去民营医院或开办个人诊所，实现“多点执业”。

　　“编制”在中国意味着“某个单位的人”“正式工”，一个单位的编制是有限的，一般由上级部门确定。和临时工相比，这些“正式工”往往有更好的待遇和福利，还有可能通过努力成为科长、处长、厅长，享有在行政晋升方面的资格。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城市公立医院人满为患，医疗供需结构严重失衡，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不断。

　　对此，中国开出的医改“药方”是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使大部分人能够在基层社区医院就医看病，同时促进社会办医，壮大民营医疗机构，倒逼公立医院改革。但由于医疗人才长期被“圈养”在城市公立医院，社区医院、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始终面临人才匮乏的困境。

　　中国不少医疗界人士认为，取消编制这道门槛，无疑会缩小公办与私营医生的差别，缩小大医院与小医院的差别，有利于医生流动起来。

　　正是由于“单位人”身份的束缚，中国推进多年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始终停滞不前。在整个广东，21万医师中，参与多点执业的仅有7000人次，且大部分是服务于医联体，属于组织行为。而由个人自主申请的多点执业中，大多是退休医生，少有年富力强的在职医生。

　　没有获得编制身份的刘卫有些失落，他担心自己以后的收入、福利会大大降低。他说：“听说聘用类的医生基本工资大概是1500元，而有编制的基本工资是4000元。”

　　不过，深圳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孙喜琢的回答打消了他的顾虑。孙喜琢说，取消编制后，医院自主确定收入分配方式，主要考虑科室和个人与技术水平、科研成果、服务质量以及患者满意度等因素，并保证与老员工同工同酬。

　　“以前编制关乎财政补助、养老保障、人员交流任职的利益。目前，我们取消了与人员编制挂钩的财政补助核算方式，养老以后也将实行社保＋职业年金的方式并保障不低于现有有编制人员的养老福利；人员交流任职方面，医院去行政化后各职位任职与是否在编无关。”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李创说，“这三方面问题解决后，编制就成为了一个‘空壳’。”

　　“只有让医生资源自由流动起来，才能让民营医疗机构发展起来。”科康医疗集团总经理郑俊飞说，“否则，就算我们把民营医疗机构建得和公立医院一样大，和皇宫一样豪华，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也将寸步难行。”

　　配合公立医院去编制，去行政化，深圳正在着力强化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配备。“我们计划用三年时间提升48家社康中心的软硬件水平。”孙喜琢说，“没有社区医疗机构的发展，就不能建立起成功的分级诊疗体系。”

　　“公立医院改革涉及政府部门的利益调整，特别是职能转变，更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一直以来，其内在改革动力不足。”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国务院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负责人刘殿奎说，“公立医院改革既是医改的重中之重，亦是难中之难，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医改的成败。”

　　今年4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要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着力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不少医改专家认为，中国医改复杂而庞大，打破“铁饭碗”只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开始，如何解决药品、耗材价格虚高，真正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目标还任重道远。(记者周强冯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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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强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