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者”中国—我们需要怎样的存款保险体系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存款保险是一个充满技术细节而语焉不详的名词，我们不妨先从两个故事讲起。

2007年9月中旬，英国第五大贷款机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流动性告急，不得不向央行英格兰银行求救，旋即引发挤兑风潮。9月14日是个周五，北岩股价狂跌三成，分行门前排满了提款储户，而该行的网上银行不堪负荷几乎陷入瘫痪。经过周末的等待煎熬，周一（9月17日），北岩股价再跌四成，挤兑狂潮继续。9月18日，时任财政大臣的达林（Alistair Darling）宣布保证小储户的全部存款，挤兑风潮才逐渐得以平息。短短几日，储户共提走20亿英镑存款，相当于北岩全部存款的8%。

一年后，在大西洋的另一岸，上演了另一幕故事。2008年9月25日（周四）晚间，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宣布，全美第六大银行华盛顿互惠（Washington mutual）资不抵债立即停业，摩根大通以19亿美元的超低价收购了这家曾拥有1880亿美元存款的银行。和北岩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次1984年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中，尽管数千亿美元资产瞬间灰飞烟灭，但储户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周五，华盛顿互惠银行照常营业，挤兑没有出现。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两则金融危机中不同剧情的故事，清晰地阐明了两种存款保险制度的成与败。换言之，一个好的存款保险制度和体系，是一国金融稳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为何一拖再拖？

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结束的“第四条款磋商”中，IMF敦促中国“尽可能快”地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种“急迫”不难理解：自1933年在美国诞生以来，存款保险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在IMF的188个成员国中，有111个国家和地区业已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在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的24个成员国中，21个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而在G20中，缺席存款保险的只有南非、沙特和中国。

熟悉情况的人知道，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已是“老生常谈”。早在20年前的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提出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一问题。在1997年和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两度成为议题。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在200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是次会议明确要求“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提出了具体目标和任务。此后，法制办和央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了《存款保险条例》，并提交国务院审议。

为何当时没能推出？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去年出版的《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和应对》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当时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美国出现了次贷危机，并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优先级就放低了一些。同时，也担心推出新制度带来市场波动，影响信心。因此，“原本计划2008年下半年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就只能往后推了”。

此后的2009年，全球决策者在反思金融危机时达成共识，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稳定的基石之一，G20伦敦峰会更是将《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纳入了各国领导人承诺执行的一系列金融准则之中。

因此，在中断5年之后，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抓紧研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今年，国务院文件重申和强调，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如果说2008年推出存款保险已是水到渠成的话，今天来看，此事已是“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