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60年”的国家博弈

　　1955年4月18-24日，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默迪卡大厦召开，当时会议的核心宗旨是“去大国化”，即促进新兴的亚非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抵制新老殖民主义，并寻求在美苏两大国冷战中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万隆精神”中注入了更多共谋发展的元素。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60年后的今天，亚非会议的主要焦点已从政治问题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亚非国家如何通过互助、合作，谋求经济上的发展，成为与会各国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

　　 中国的崛起成为60年来最大变数

　　尽管峰会期间各方并未过多直接提及“一带一路”、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中国概念”，但中国元素却在与会国和国际观察家眼中无所不在。一些分析家指出，亚非等“南方国家”和60年前最大的不同，是“拥有一个已成长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因此“现在南方国家有了和北方国家抗衡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中国已表明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成长，这为南方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许多观察家都指出，新时期的亚非关系更多表现为经贸投资关系，中国的崛起则成为60年来最大变数和至关重要的因素。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工厂，中国对农产品、矿产品需求量巨大，而大量工业制成品则急需找到稳定、大容量市场，而亚非许多国家则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地，且对输入洲外工业制成品有着极大“胃口”，其极富潜力的劳动力资源和近乎一张白纸的制造业，又成为未来中国产能转移的理想目的地，而在“持续发展助推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和亚非各国间同样可构成这种互补互利关系，正因如此，在雅加达峰会为期两天的演讲过程中，多达90个以上国家代表强调，需要类似亚投行这样的、新的国际金融和其他国际机构，已促进发展中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些无疑对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等概念，构成了深厚的支持基础。

　　 此次峰会出现了“北方国家”的身影

　　但雅加达峰会绝非中国唱“独角戏”的舞台。

　　和60年前峰会迥异的是，此次峰会和纪念活动出现了“北方国家”的身影，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与会，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则让其驻印尼大使罗伯特·布莱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一些国际舆论、观察家在会前就预言，峰会期间将出现中日争夺亚非影响力的场景。峰会期间，安倍晋三提出为与会的亚非各国提供35万个培训机会，表示将和印尼等国共建“海洋论坛”并鼓励日本在印尼投资，这显然和习近平主席在会议期间的一系列承诺、表态（将与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关税减免97%，并在五年内为亚非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机会，和印尼将双边贸易额扩大至目前3倍至1500亿美元/年，参与建设雅加达-万隆铁路等项目）存在竞争关系。在许多与会国（尤其非洲各国）最为重视的“场外沟通”中，日本也显得十分活跃。

　　美国虽非会议正式参与国，但其代表布莱克的表态，涉及面和与中国的“竞争度”显得更为尖锐、广泛，在会议期间，布莱克强调奥巴马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说，并称美国的“再平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该地区每个国家提供了“双赢”的机会，“有助于和平与稳定局面至少延续10年”。很显然，他这番言论所覆盖的层面，已远不止于经济。

　　 新兴国家也有许多雄心勃勃的想法

　　除了美日等富国、大国，新兴国家自身也有许多雄心勃勃的想法。如印尼，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就曾做出许多雄心勃勃的表态，希望借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风，借峰会的成功举办扩大印尼国际影响。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和非洲早就存在密切的经贸往来和悠久的交往历史，莫迪上台后提出了“东向政策”和“非洲更新”政策……

　　尽管如此，此次峰会和纪念活动显示，“万隆精神”的核心价值——亚非新兴国家谋求通过团结合作，在建立更加公平、更有利于发展和更包容的国际秩序，和参与制订国际游戏规则方面获得更大话语权，仍然是与会各国最大寄望之所在。

　　60年前与会国家经济总量只占全球1/4，如今则已过半，在这种情况下，亚非国家显然更渴望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减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依赖，而这恰与希望通过小恩小惠、竭力维持现有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确保自身支配地位的美、日等国，构成最根本的利益冲突，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加之由此而来的、美日等国不愿放弃借经济手段附加政治压力的传统做法，都会影响其在与中国争夺对亚非各国影响力方面的“战斗力”。

　　至于印度、印尼等与会国，在“亚非战略伙伴关系”（NAASP）层面，是有合作有竞争、共同利益大于利益冲突的格局，在改革国际秩序、争取新兴国家话语权等“底层构架”方面，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这些新兴国家间能否借“新万隆精神”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对亚非各国今后能否在NAASP层面形成更大合力，发出更响亮的声音，将是至关重要的。

　　 （钱报智库专家、本报特约评论员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