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查记者的焦虑：写在采访被打后

　　 编者按： 

　　9月13日，江苏广电新闻中心记者暗访南京二桥公园现状被打，同时遇袭的还有担任采访摄像的某荔枝新闻全媒体记者。 

　　今日，“荔枝新闻”独家联系当事记者还原当时状况，并回忆十五年记者从业经历种种不易，吐露行业焦虑。 

　　以下为全文：  

　　文/郑丽丽 

　　（作者郑丽丽，江苏广电中心新闻记者，在9月13日暗访南京二桥公园现状时遭公园安保人员暴力对待；本文系作者为江苏网络电视台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个月多前的7月24日，很多媒体人朋友圈中，出现一则刷屏的图文消息：南都深圳摄影记者陈以怀，跑突发曾被打折鼻梁骨，因为总是被打，遂练就绝世武功，今转型开武馆，乃成一代宗师…… 

　　显然，这是媒体人略带黑色幽默的措辞。当时，我也调侃式留言：贵馆对调查记者报名，打折么？ 

　　一语成谶，一个月后的9月13日，噩梦般的日子。 

　　此前，有投诉人爆料说，南京二桥公园曾经是国内最大的桥梁主题公园，但是，市民要进去游玩却被门卫阻拦，说这里已经是私人场所。

　　（记者航拍南京二桥公园画面：空地杂草丛生，桥梁博物馆前停着数十辆大货车） 

　　作为调查记者，初步判断这个爆料很有新闻价值——国家投资十几个亿的公园，怎么会成了私人地盘？目前公园现状到底如何？是什么人占据了公园？带着种种疑问，当日上午，我和摄像章健还有司机一行三人前往位于南京新港开发区的二桥公园明察暗访。　

　　9点40分左右，我们到达公园大门口，就被一位自称门卫的老年男子拦下：“公园正在搞建设，不对外开放。”  话正说着，好几个人拎着钓鱼竿却畅通无阻的走进公园。随即，我们三人也以钓鱼为由，进入公园。 

　　进入公园，我们发现里面野草恒生，一派苍凉的景象，成了各种工程、油罐车的停车场，原有的运动器材锈迹斑斑，公园的功能已经荡然无存，摄像章健用手机记录了这些场景。就在我们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机取景时，两个女子骑着电动车，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盘问：“你们为什么不钓鱼，到处溜达？” 

　　我们回应：“司机在钓鱼，我们等他，就在公园到处走走。” 

　　两个女子半信半疑走开了。 

　　此时，我已经预感不妙，赶紧上了在鱼塘边等待的单位采访车，准备立刻离开。然而汽车刚开到大门口，四五个来势汹汹的男子拦着我们。

　　（早前记者采访画面） 

　　在慌乱和紧张中，我拨打了110报警中，而对方已经把司机和摄像逼下车。 

　　我试图和对方理性沟通，但是对方却是不问青红皂白，气急败坏的地冲上前，猛打摄像的脸和肚子，并将我们的松下摄像机重重地摔在地，摔得支离破碎…… 

　　当时，我被眼前一幕吓蒙了，但却在努力保持冷静。 

　　在等待警方到来的过程，我试图拖延时间，阻止他们进一步的野蛮暴力举动：“你们是二桥公司的什么人？我们采访的内容，是可以沟通，为何不问三七二十就动手？”  这样的抗议如对牛弹琴。一位自称保安队队长的高个男子满口脏话，指点指点朝我走来，并将我的额头抓伤。随后，这位男子竟然指使下属，将已经砸碎的摄像机扫走。 

　　当警方要求对方交出摄像时，这位保安队长百般抵赖：“哪有摄像机被砸？我们根本没看到过摄像机。”不过事后，警方通过调取公园大门的监控，还原了事实的真相，目前警方正在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当日，在前往派出所的路上，一直伪装冷静和坚强的我，突然失声痛哭。抑或是遭遇暴力后的委屈：为什么受伤总是我们？抑或是从业调查记者十几年的愤懑：他们猖狂的底气来自哪里？  

　　——就在一年前的2014年6月20日，我和摄像章健，因为在南京航天干部管理学院涉嫌违规招生进行采访时，遭到这家学院工作人员的围堵殴打，章健被关进黑屋大约半个小时。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黯然地回到家中。

　　这原本是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承诺带儿子一起《看小黄人大萌眼》，一起读《不一样的卡梅拉4》的。  眼尖的儿子发现我额头的伤疤，  一边心疼地抚摸着我，一边天真地说：“妈妈，你为什么总是去坏人的地方采访，为什么不去花果山采访？长大了，我会造一种变形金刚记者，代替你们去危险的地方采访。” 

　　我只是淡淡的苦笑。 

　　这几年，我已经很少做调查类选题，偶尔经不住对选题的心动而接手；而身边的同行们，纷纷转型已经成一种行业现象。无一例外，这是他们在遭遇无数阵痛后的无奈选择。 

　　就在今年的8月底，我曾到昆明采访“老兵回家”项目发起人孙春龙，他与我同龄。曾经，做一辈子记者，是他的梦想，他曾调查山西官煤勾结黑幕和金三角禁毒真相，然而却在2011年毅然辞去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编助理一职，专职从事公益。 转型，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梦想褪色，还是历史救赎？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做调查记者，接触了太多的阴暗面，也让自己有很多的悲观情绪，现在希望能有一些温暖自己的东西。”  

　　并非新闻科班出身，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签约昆山一家外企做国际贸易。但是，阴差阳错，我放弃了。两年的报纸财经记者，13年的电视新闻记者，从最初激情到平淡从容，再到孤独坚守，奢谈理想，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有执业底线和做人原则。 

　　在我们调查记者的QQ群或者微信群里，我们常不自觉地把自己描绘成最悲情的记者。而我更觉得，这种悲情，其实是焦虑，记者生态系统的异化表现。 

　　 记者，“无冕之王”的传说离我们已经很遥远。  

　　在一些政府官员、企业公关眼里，条口记者就是抄通稿、为车马红包费俯首的群体；而调查记者，即便带着民意诉求、真相探求而去，也会被对方不信任和质疑，被扣上“麻烦制造者”。 

　　 关系紧张必然导致采访越来越困难，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因为敲诈勒索、有偿报道在这个行业并不罕见，甚至成为一条灰色舆论链条。此时，你会悲哀发现，要成为真正的记者，其实很弱势也很孤独，整个业态就两个字：无序！ 

　　劣币驱逐良币，遭殃是自然是正常正当采访的记者。  

　　当下，调查类选题，资源非常多，但是，调查记者缺乏必要的调查技术手段，缺少跟踪掘进的安全保障，生产出粗制滥造的新闻也较为常见。 

　　在低成本和短周期下的操作，记者似乎摆脱不了新闻民工的属性，在舆论急功近利的当下，我们努力地坚守，不是为了理想，而是救赎。　

　　事后，朋友们我在微信上留言： 

　　一只叫虱子  ：建议咱们新闻学院增加负重长跑课 

　　把酒斋主人：官家走卒猛如虎，媒体同行践如狗，为民请民得扛揍，弃笔练拳正当时。 

　　这只是媒体圈彼此安慰的黑色幽默。调查记者的未来方向该何去何从？如何为我们谋得更好的未来和环境，这或是媒体机构应该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