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经济崩溃后出现以物易物市场 现金稀缺

　　鄂尔多斯随处可见的烂尾楼。本报记者刘星摄

　　20多天前，“债务处理得差不多”的鄂尔多斯商人杨维，终于重新启用了自己两年前的手机号，“是时候该干点什么了”。

　　鄂尔多斯，这个3年前民间集资和房价双双崩盘的城市，对当年民间集资的清算似乎到了一个节点。2014年7月，鄂尔多斯女商人宁虹因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此前，在当地鼎鼎大名的苏叶女、刘兵也因同样的罪名被二审判处死刑，目前苏、刘两人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

　　这儿的人不时会怀念起2010年，那是鄂尔多斯人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年，是“干什么都挣钱”的一年。煤价上涨带来的资金通过遍及全城的民间集资，进入楼市，进而制造了如潮水般上涨的财富。但维系所有这些的鄂尔多斯房价，却在2011年进入瓶颈。继而煤炭价格下跌，财富的大潮退下，只留下一幢幢烂尾楼和数不清的债务。

　　如今，人们不得不学着与那些要不回的债务和平相处。曾经到处涌动的热钱，都沉淀在城市随处可见的停工楼盘中。历经起落，鄂尔多斯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城市化样本。

　　 干什么都挣钱

　　对于刘开来说，这两年来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提着满是债务人资料的灰色小包，来回奔走在银行和法院之间，对着打印出来的名单，催账，还账。刘开是鄂尔多斯一家颇有规模的汽贸公司的老总，从卖羊绒衫到卖车，他的财富故事有着鲜明的鄂尔多斯特色。

　　位于内蒙古西南的鄂尔多斯市前身为伊克昭盟，2001年撤盟建市。早年的鄂尔多斯非常贫困。当时，最值得羡慕的便是能进入“温暖全世界”的鄂尔多斯集团工作。

　　刘开最早就在鄂尔多斯集团驻青岛办事处工作，那时候他总是觉得外地更干净、漂亮，而鄂尔多斯在他心中则是一片灰蒙蒙、没什么人气的印象。

　　变化出现在2004年年底，那一年，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煤价开始飙升。随之，煤矿的征地、转让，乃至周边产业，让一批鄂尔多斯人迅速富裕起来。恰巧，刘开也在2004年因为家庭原因回到鄂尔多斯，开始了卖车生涯。

　　刘开卖车最初的业务是卖拉煤车，“黑金”价格的暴涨迅速带动了周边产业，他的生意也非常红火。那时候，只要有车就不愁卖，为了早点拿到车，客户们会主动给刘开送提成，“所有人都在买车，昨天可能还是个放羊的，今天买了车就去拉煤了”。

　　飙升的煤价拧开了流动资金的水龙头，恰在此时，政府开始推动宏大的造城计划。2004年，鄂尔多斯市正式启动了康巴什新区的建设，规划中的新区位于东胜与阿镇之间，距东胜25公里、阿镇3公里，规划控制面积155平方公里。这个日后以“鬼城”闻名于世的新区，当时的计划人口为30万人。

　　由工业化进而城市化，鄂尔多斯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巨大的城建投入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行业，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入。一切在2010年达到顶点，那是鄂尔多斯最好的时候，即便你没有任何门路，也可以把钱通过大街小巷的典当行放出去，拿到最低的两分利息。而这些钱再几经转手，最终进入鄂尔多斯滚烫的房地产项目中。

　　“真的是干什么都挣钱，”商人杨维向记者感叹，“比如你开一个饭馆，开着开着不想开了，随手加价100万元都有人接盘。”

　　刘开也融过几次资——车太好卖，不拿现款根本提不到货，银行放贷又慢，他只能找朋友借钱，一般利息都在两三分之间，“那时候钱真的是好挣”。

　　与这座城市曾经的喜好一样，刘开也一度对大、气派有着相当的追求。年景最好的时候，刘开的公司同时经营着7个店面，其中一个年花费70多万元，面积达到400多平方米。而刘开希望向朋友提起的另一个成绩，则是他在银行的购车担保款项，一度做到了两亿元的规模。

　　 吃利息就像领工资一样

　　2006年，读完大学回到鄂尔多斯的贺婕发现，当年留在家乡只有中专文化的朋友，已经和别人合伙融资倒腾商铺，挣了几百万元，“当时我真是觉得，自己读的书一点用都没有”。

　　很难具体说清楚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风气形成于何时，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房地产勃兴之初，鄂尔多斯的金融业还很不发达：2008年之前，整个城市只有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

　　但时间不等人，煤价飙升之时，前期所需资金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于是民间资金迅速涌入，而煤矿发展又带来了新的财富。贺婕的一个邻居当初5万元入股了一家煤矿，没多久，煤矿转手，邻居分到了50万元。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鄂尔多斯数不胜数。

　　住建部联合高和投资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将鄂尔多斯的金融模式称为“体内循环”，即“由煤矿产生财富，支撑政府改造城市。通过拆迁，分配给更多的人，再通过民间借贷聚集资金，贷给房地产和新的煤矿，令更多的人分享到高收益。而由于缺乏更多可供投资的产业，大量鄂尔多斯人选择将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中。用一句话概括这一过程，即是将地下的煤转变为财富，然后存入地上的存钱罐——那些永远也不开灯的房子。”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提供借鉴。2010年，鄂尔多斯的煤炭产量为4.35亿吨，全国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陕西榆林仅为2.35亿吨。同年，鄂尔多斯商品房实际施工面积2696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1626万平方米，销售面积达到1009.4万平方米。同样是2011年，北京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也只有1639.5万平方米。

　　“那时候最缺的是项目，”一位商人回忆起当年，话中略带感慨，“只要你有项目，钱不是问题，到处都是钱，我们当时吃个饭，认识了以后就可以张口借四五百万元，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

　　贺婕很快也加入了融资大军，那时候她根本无心工作，遇到好的项目时，她会揣上上百万元的现金骑着自行车去放款。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有动用过自己的工资卡。只是在年底结算的时候，她发现，这张给平时只是吃饭唱歌用的信用卡，还款总额超过了20万元。

　　虽然现在说起来二分、三分的利息很高，但当时没有人觉得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每次结息的时间一到，别人就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发利息了，就跟发工资似的。”贺婕回忆。为了有更多的钱放贷，鄂尔多斯人开始习惯于银行贷款消费，而把房子抵押了换钱放贷，也成为大多数市民的选择。

　　不断上涨的房价没有辜负人们的选择。2005年，鄂尔多斯的居民住宅均价大约在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2006年就涨到1800元，2007年开始出现3000元的楼盘。而2008年楼市的短暂停滞后，随着4万亿的放开，2009年，鄂尔多斯的楼市再度兴盛起来。一名2009年进入房地产行业的销售人员还记得，2009年下半年开始，鄂尔多斯的房价开始疯涨：“原来每平方米2000多元的，到年底就变成每平方米5000多元了。”

　　房地产和煤矿的火爆，也确实一度带来了巨大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外来人口。那几年，鄂尔多斯城区里到处是“求租”的广告。在面对记者为什么觉得房价能卖这么高的质疑时，数名商人都表示，“当时的鄂尔多斯人确实多，确实有需求”。

　　 苏叶女的末路

　　鄂尔多斯的好运气在2011年9月戛然而止。

　　一名商人向记者回忆，2011年开年以后钱就紧了起来，“银行里贷不出钱了”。这年的4月，包头富商金利斌自焚而死，牵扯到十几亿元的民间融资，这使得相邻的鄂尔多斯开始紧张起来。

　　2011年8月，鄂尔多斯市开始摸查相关民间借贷的情况，并将涉案商人分为已经崩盘的、抗风险能力差的和抗风险能力一般的三类，并采取不同措施。但会议内容却遭短信泄露，随即三类名单流传开来，民间资本风声鹤唳。

　　9月17日，鄂尔多斯星河湾开始认购。据媒体报道，这个开盘均价超过两万元的标志性高档楼盘，一期1900余套房源认购率甚至没有达到十分之一。而9月20日，市政府在康巴什又推出了低于市场价近千元的公务员小区，要求公务员先预付30多万元的定金。

　　“市里的典当行一下子就提空了，这对现金的影响也很大。”一名公务员家属回忆，“当初买了公务员房的现在都亏了，原来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内部价，如今市场价也就每平方米2000多元。”

　　更大的震动来自9月苏叶女的“投案自首”和王福金的自杀。

　　9月24日，曾经的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和东胜区人民法院院长，当时的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富公司”)法人代表王福金上吊自杀。中富公司2007年成立，2008年，中富投资开发了“国电富兴园小区”项目。王福金死后公开的文件显示，小区在建设中共涉及373家单位或个人共2.63亿元的债务。

　　投案自首的苏叶女则更有传奇色彩。这个鄂尔多斯农村出身，不识几个字甚至看不懂账目的女商人，民间集资数额被两审法院认定超过12亿元，涉及300多人。2009年9月20日，因无力偿还债务，苏叶女投案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