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贪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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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
读报，看到金一南先生写的故事：这是一个70多岁老人讲的60多年前的往事。那天事情很突然，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区委干部和区小队来不及撤退，都混在群众里面。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分给每一个孩子，并让他们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接糖。日本人把孩子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可孩子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紧紧攥上。人们问老人：“当时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怕？”老人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读到这则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战争年代，也是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糖对孩子的巨大诱惑，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可全村“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接糖”，尽管“日本人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可孩子们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紧紧攥上”。是因为这糖不好吃吗？不是，是因为那糖“一接，就成汉奸了”。在日本鬼子的威逼利诱面前，在随时有可能被砍头的情况下，我们的1000多个孩子竟然不为所动，这是怎样的一种凛然大义呀！难怪，这些孩子被金一南先生称之为“真正的英雄”。
诚如金一南先生所言：“他们凭世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得出一个朴实无华的结论：‘一接，就成汉奸了。’”而一旦做了汉奸，这无疑是每一个村民们的奇耻大辱。是啊，正是“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正是深深扎根于村民心中这种羞耻之心的道德基因，让孩子们敢于言不。“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之不可羞辱，胜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不知羞耻，还配做人吗？陈毅元帅有两句诗：“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含羞草尚且懂得以含羞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人又怎么能不用知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突然想到了贪官们的所作所为，与上述1000多个孩子比，贪官们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那是有着云泥之别的；要论学到的知识，那就更不用提了。我要说的是，既如此，那么贪官们又何以比上述孩子都不如呢？孩子们都懂得“一接，就成汉奸了”的道理，并坚拒之；可那些贪官们何以“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转眼间即成了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贪官了呢？假若我们的为官者人人都能懂得“一伸手，就成了贪官，成了腐败分子”的道理，并像孩子们那样“手像推火炭一样把‘贿赂’推出来，又紧紧攥上”，这该多清朗啊！
在笔者观之，一些贪官之所以不如上述孩子，说穿了，不是他们不懂得“一伸手，就成了贪官，成了腐败分子”的道理，而是在日益膨胀的官欲、贪欲、色欲面前，丢弃了一颗羞耻之心。有道是，见利而贪，一而再，害己种下。“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祸。”利在前，人往往为利挡住视线，“见利不见害，知存不知亡”，这便是贪官们最后必然的可悲下场。
记起北宋官员赵概，他在案头常常摆放着一个瓶子，以及黑白两种豆子。“起一善念，投一白豆于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瓶。”刚开始，黑豆甚多。后来，随着他时时内省、磨砺克制、改过迁善，瓶中的白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赵概后来以“高德之士名世”。无独有偶，诸葛亮官拜武乡侯，身居宰相之职，但晚年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其收入全部来自朝廷俸禄，没有任何其他取酬之道。刘禅曾派人去其家里检验，结果与诸葛亮自己在《自表后主》中陈述的一模一样。无论赵概抑或诸葛亮，他们之所以如此廉洁，并为后人称道，盖缘于其深得“物洗则洁，心洗则清”之神韵而拥有一颗可贵的羞耻之心。
英雄与贪官的距离，有时只是一步之遥。做英雄并无秘诀，唯在于“洗其心而洁其行”，进而获得自身之福、家庭之幸、事业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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