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说] 那些忏悔录背后的故事
很多贪官的忏悔录是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写下的。这些贪官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写下忏悔录的？
忏悔录对侦查工作有没有帮助？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干警又是如何用忏悔录来进行警示教育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听检察官讲述那些忏悔录背后的故事……
从事职务犯罪的查处工作已近13年，看过的忏悔录没有上百份，也有数十篇。因为基本上每个案件中每名嫌疑人在案件的侦查阶段都会写上一份甚至几份，无论其曾是高官或是小卒，都会在忏悔录中叙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愧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党对国家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差别只在于各人人生经历不一，文化水平高低，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悔过深度不同，呈现于纸端的长短、文采和感人程度不同。
这些忏悔录，除了可以作为证据固定犯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我们的侦查工作开展。一方面是能够进一步促使嫌疑人反思自身，真心悔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忏悔录，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其人生经历、心理状态、兴趣爱好等等，对于我们下一步侦查打下基础，确保案件质量。
比如我们去年办理的由省检察院交办的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蒋国星受贿案件，蒋国星撰写的忏悔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单是因为忏悔者本人身为副厅级干部，而且那十余张纸上的字迹清丽，在官员中并不多见；也因为他在忏悔录中的真诚悔过，深刻挖掘了自身甚至是一些官员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共同原因；更因为此份忏悔录为我们的侦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蒋国星受贿一案由省纪委移送省检察院，2014年1月初，省检察院对蒋国星受贿案立案侦查后交给我们办理。此前，我们已经对该案展开了初查工作，对于证人证言、书证等外围证据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握，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已经初具框架。但能否取得嫌疑人的如实供述，并进一步固定好其他证据，还有待于我们下阶段的侦查。为此，在接手该案后，我们便与蒋国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很快，他便写下了忏悔录，全面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对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
在那些忏悔中，蒋国星提到了他历经艰辛才从贫苦的农村迈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走向仕途辉煌的经历，特别是自己从最开始的连一个价值30元的热水器都不敢收，到后来开发商送来的几万、几十万亦理应所得的心理变化过程。我们也对蒋国星的性格特点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针对性展开讯问。蒋国星对我们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法律政策教育也“入耳入脑入心”，一直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对自己的犯罪提出“三认”（认错、认罪、认命）“三不”（不翻供、暂不请律师、不上诉）。
除了固定蒋国星的供述之外，围绕蒋国星悔过书中提到的开发商，我们也制定了侦查计划，对下一步固定证人证言、提取相关书证打下基础，确保了案件质量。后来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审查案件过程中，均未提出任何补证意见。忏悔录中，蒋国星还提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平日里修身养性，以书法见长。而他受贿事实中正有一笔5万元，是开发商以润笔费名义所送。为夯实这笔事实的证据，我们专门对他从事书法的经历进行了调查。发现他收受所谓的“润笔费”时，书法作品还没能进入市场进行正式的拍卖，“润笔”一说不过是开发商送钱的借口而已。这起事实，也成为庭审时律师抗辩的重点之一。2014年6月，我院对蒋国星案提起公诉，7月，此案开庭审理，终因我们的取证完整踏实，指控的事实全部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认可。蒋国星在一审判决后也服判未上诉。判决后也服判未上诉。
当然，从“明星”官员到锒铛入狱，蒋国星在忏悔录中道出的痛与失也足以作为警示——对不起组织、领导的培养、信任，对不起含辛茹苦的老母亲，对不起自己的妻儿，“在外面再风光，官做得再大，也离不开家庭，离不开家人。如今，因为我的违法犯罪，不仅让自己痛苦，更让家人痛苦。”这种切肤之痛，需要他从灵魂深处的忏悔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勇气来救赎。在办理蒋国星案件期间，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亏欠自己的爱人，不忘自己对爱人的承诺：“退休之后买菜烧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掩卷之余，唯愿天下无贪。（口述﹥振宇 整理﹥汪彦 淮安市检察院）
张士祥：靠不住的“忏悔”
从事反贪工作十余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一起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流着泪写下的忏悔书。
2014年6月，我院接到举报称，时任连云港市某国企运管中心副主任的魏某在工程承揽和款项结算过程中，有较长时间的受贿行为。通过调查发现属实，决定对魏某立案侦查。
找魏某进行谈话时，我和其他同事从细节入手，谈他手中的权力和经手的工程项目存在的漏洞，成功攻克了他的心理防线。魏某很快交代，他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非法收受和索取财物共计20余次，金额达人民币60余万元。
在审讯中，魏某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检察官同志，我真的非常后悔，我们单位的大环境下人人都贪，别人送钱给我的时候我不敢接，也不敢还回去，久而久之思想放松，真的是一时大意！”“我的官并不大，拿的钱也没他们多，我愿意积极配合调查。”
魏某还主动要求写忏悔书，在按下手印时忽然泪流满面。我看到他的忏悔书最后一段写道：“我并不奢望组织能给我宽大处理，我的过失无法弥补，自己心里也感受到了错误，在检察官同志的教育下我真心地深刻忏悔自己的罪行。”那张忏悔书的字迹略有弯曲歪斜，能够看出他拿笔写字时的颤抖。
由于魏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积极退还涉案款物，配合检察机关查清有关犯罪事实，案件顺利审查终结。“认罪态度良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起诉意见书中这样写道。
然而一个多月后，公诉部门承办魏某受贿案的同事却告诉我，魏某翻供了。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理由是在检察机关遭到了侦查人员的威胁，因无法休息而精神恍惚，所做的陈述并不真实。
之后我协助公诉同事及时向法院提供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及谈话记录，证明不存在魏某所说的威胁情况，并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证了休息时间。法院审查后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办案过程合法文明，并无任何违纪违法现象，依法驳回魏某的申请。魏某面对我们提供的环环相扣的证据也无法再诡辩下去，法院最终采纳了公诉意见并作出了公正判决。我这才明白，魏某内心的悔悟并不像他忏悔书所写的那样深刻。幸好我们始终把握证据这条反贪办案的“生命线”，才让他没有可趁之机。（口述﹥张士祥 整理﹥王一铭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
罗惠莉：希望他从头来过后一切都好
那份悔过书令我记忆最为深刻，不仅仅是因为收到时的场景，更是因为透过这薄薄的几页纸感受到了案件当事人“深深的悔”与“浓浓的情”。那时，我在公诉科，是王某某受贿案的承办人。王某某是一家国企很有实权的高管之一。他先后4次收受18万元贿赂。
2013年5月初，我接手这个案件时，王某某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当时我通知他来告知权利义务，核对案件事实。王某某来的时候，身穿一套合体的西服，打着领带，皮鞋也干干净净，虽然面容憔悴却彬彬有礼。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了三张纸，放在我面前。此时他的眼睛有点红，带着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检察官，我昨天一晚上没有睡觉写了这份悔过书，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我家庭的实际情况，对我判处缓刑。”
我接过这份悔过书，发现字里行间透露着王某某深深的悔意。他首先写了自己人生的三大打击：幼年丧母、中年犯罪、妻子离世。
我从这份悔过书入手，和他聊起了案件。
“刚开始觉得只要不损害公司的利益，收点钱没什么，但毕竟拿人手短，对工程的标准难免会有所降低。”他开始慢慢供述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深陷其中的。
“那你收受贿赂的对象通常是哪方面的人？”我继续发问。
“主要是外包施工方，我的职责是对他们的工程进行监督，他们送我钱，我慢慢就接受了，特别是我爱人患重病后。”
经过进一步核实，王某某最大的一笔受贿金额十万元就是在其妻子患病期间。王某某自己也承认，那时候施工方说一点点小意思，别人不知道，而这些也是当时他在心中为自己找的借口。
他很关心是否能够判缓刑，因为他的妻子在他被带走调查后，原本已经恢复的病情突然恶化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上高二的儿子。我缓缓地对他说：“你的刑期最少是五年以上，判处缓刑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了。”他轻轻地点点头，然后在笔录上签好字就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将这份悔过书复印好随案卷移交给了法院。开庭很顺利，王某某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13年8月30日，我收到了他的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没收财产7万元。王某某没有上诉，后被收监执行。
几天后，我碰到了案件的审判长，她告诉我，王某某在收监前请求给他三天时间，让他把儿子托付好，法庭同意了。三天后，王某某自己到法院之后被收监。听说他把儿子托付给了一个朋友，一年后他的儿子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至此，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我希望他从头来过后一切都好！ （罗惠莉 江阴市人民检察院）
季军华 程焱：忏悔录让预防剖析更精准
2014年前后，海安县水产技术推广站两任站长王羽、谢德友先后落马。他们在高效农业项目推广中以权谋私，帮助他人侵吞项目专项补助资金，总计达200万元。因为关乎涉农资金安全，县委、县政府要求检察机关迅速开展案例剖析，防止涉农专项资金继续流失。院党组决定将该案作为当年重大典型案例剖析会的剖析对象，实现剖析一案、治理一线。
案件要剖析得准，警示教育要深入人心。我们决定从他们的忏悔书入手。
接下来的两周，我们结合王羽、谢德友的忏悔书和案卷卷宗，仔细探究当事人走上贪腐道路的心路历程。“有关部门资金监管也不是很严，对我监督制约很少，基本上经过我这儿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划拨资金，这也是那些企业个人巴结我的重要原因……”
我们最终挖出了初审申报制度漏洞、制度执行不力、监督缺位等六大发案原因，以及公示筛选、审核上报环节的6个高危廉政风险点，制定了相应的预防对策，最终形成了案件剖析报告。
我们还专程赶到王羽被关押的监狱，和他进行了一番思想交流。王羽隔着铁窗剖析了自己从起初坚持原则到心怀侥幸再到越陷越深的心理转变过程，表现出深切的悔恨，忏悔过程催人泪下，让人动容。他的忏悔过程被录了下来制作成了光盘，留待案例剖析会现场播放。
2014年9月5日，王羽、谢德友职务犯罪案例剖析会在海安县农委举行，农委系统中层以上干部、重点岗位人员及部分代表委员参加了剖析会。活动中，王羽的忏悔视频被作为重中之重，安排在活动的开始阶段。
“我对不起培养我的领导，对不起家人，我悔不当初，你们千万不要再走我的老路啊……”画面中的王羽泣不成声，会场里鸦雀无声。看着曾经的同事如今身陷囹圄，带给他们的触动是显而易见的。
随后，我们通报了《王羽、谢德友串案案情通报、剖析及预防建议》，并进行了现场座谈。
“王羽原来和我们朝夕相处，现在因为腐败失去自由，我们都为他感到痛心。他的腐败行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时刻在警醒我们，一定要严格自律，否则追悔莫及。”他的一个同事这么说道。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腐败分子现场忏悔不仅对那些尚处于职务犯罪初始和试探阶段的人员效果很好，对那些尚未暴露的人员也会起到极大的触动，避免他们越陷越深。
会后不久，海安县农委根据这一报告，先后出台了《农业项目管理办法》《农业项目专家评审管理办法》等5项制度，对相关廉政隐患进行了针对性的防控，并开展了系列整改和督查活动，整改成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季军华 程焱 海安县人民检察院）
杨巨军：村民也应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主体
从事基层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十余载，翻阅研究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忏悔录》已成为我的必做功课。
去年我院查办了某村党总支书记郭文武等7名镇、村干部贪污、挪用公款以及受贿案件。郭文武写下的忏悔书就对我开展预防工作启发颇多。
他在忏悔书中提到，“村里的大章、小章都在自己腰上别着，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村里干部、村民都知道郭文武大权独揽的情况，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人提醒他这是违反财务制度的，组织上也没有通过例行检查，进而从萌芽状态予以纠偏。用郭文武的话说：组织上考虑的是，在特殊时期，必须给予我这样的“能人”足够的权力空间；村里干部恐惧我的权威，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有怒不敢言；村民更多的是看到自己得到的实惠，参与自治的主观意识不强。
后来，我跑了全县9个乡镇，100多个村，调查走访也验证了这点。基层乡村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都极其淡薄。
于是我向院里提出了在全县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村村通”工程的建议：村干部是预防的重点，广大基层群众更是参与的主体，预防内容重点放在强化村民自治管理、村级财务审计、公开上。
我的建议得到了我院韩少芹检察长的支持。一个星期不到，十几名拥有丰富审计知识、熟悉农村工作的老检察干警开始和我一起到村开展预防培训和指导。
我们还创新了不固定人员、不规定日期、不提前通知的“三不”方式开展检查工作。通过帮助村民理财小组审计村级财务，重点跟踪涉农补贴发放， 11个村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问题得到了督促纠正。在很短的时间里，村级财务的管理水平就有了很大提升。（杨巨军 洪泽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