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留住你，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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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个月前，南京一家三甲医院唯一的儿科医生病了，儿科被迫停诊。紧接着，由于儿科医生严重短缺，广州一家三甲医院被迫暂停急诊儿科服务，暂停收治急诊普通病号，只能收危重症患儿。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儿科医生短缺”的危机，特别是今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的放开无疑给儿科带来了更大压力。
□ 中国妇女报记者 耿兴敏
在黄灏的一本日记中，中国妇女报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干了这么多年的医生，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了。可面对每次从我身边轻轻滑落的生命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
黄灏从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后先在一个县里的医院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基层工作几年后，调入河南商丘市中心医院儿科。
尽管当初考大学时还是懵懵懂懂，并不懂得医生背后的意义，但是上大学期间的宣誓以及5年大学本科的教育，使黄灏逐渐意识到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神圣而崇高。这种观念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深深植根在了心中。时隔多年，当年的医学院学生已成长为医院儿科的主力，而黄灏当年一个班76名同学中，从事儿科医生工作的已经不到一半了。“他们有的去了医药公司，有的选择了远离这个职业。”
全面二孩政策今年起正式实施，不少家庭开始计划二宝，而很多医院的儿科却显得更加捉襟见肘。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也就是说每2300名儿童患者才配备1位儿科医生。从全国来看，河南最为严重，平均每5000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直接导致河南很多医院儿科人满为患。而在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是我国的三倍多。
儿科医生为何短缺，儿科医生的工作状况又是怎样的？中国妇女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河南商丘市中心医院儿科的主任黄灏，如今已是主任医师的他在面对中国妇女报记者采访时，谈得更多的不是医生的理想和救死扶伤的伟大，而是心里那份沉甸甸的无奈与悲伤。
对逝去的生命，“如果”没有意义
那是2006年的10月19日。黄灏对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凌晨，4点刚过，正值夜班的黄灏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值班护士很急促地说：“有急诊。”黄灏赶忙披衣而出，只见在抢救室中站着四五个神色慌张的农民模样的人，护士面前的病床上有一个很小的婴儿，用包被包着，看不见孩子的脸。黄灏三步并作两步到跟前，一把扯开包被，入眼的是一个小婴儿青灰的面庞，口唇发紫，双眼微张，眼神暗淡无光，没有呼吸。黄灏心中一沉，凭他多年的经验，这是一个已经死亡多时的婴儿。他当时顾不得其他，一面对护士说“拿听诊器！”一面用力撕开孩子的衣服，真的没有呼吸心跳！他又看了看瞳孔，已经散大到边沿，摸了摸皮肤，已经冰凉。
黄灏回过头来问一旁惊呆了的孩子家长：“怎么回事？”
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操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回答，黄灏费了好大劲儿才弄明白，原来这是几个在杭州打工的农民工，彼此是亲戚，老人的女儿生下小外孙才一个月，一家人打算回陕西的老家去，火车上人很多，孩子在大约1小时前出现哭闹，鼻子出血，并有抽搐。当时家长没有办法，只好向列车员求助，列车员也说没办法，到了黄灏所在的城市，他们才急忙下车，拨打了120，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当黄灏轻轻地用被子把孩子盖上的时候，孩子的母亲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拉着他的衣服，撕心裂肺地哭喊：“求求你！”。黄灏拉起年轻的母亲，却无法安慰她，只能默默地开出死亡证明，隐忍着不对孩子的死去评说或指责。看着几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抱着孩子默默地离开，黄灏心里很难过，当夜一直无法入睡。
“如果不是在火车上，如果换一个环境，这孩子会死吗？我问自己。假定这个母亲回家乡去生孩子，假定她生完孩子以后在杭州住上几个月再走，我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境况如何，或许这个假定对他们不太现实。假定火车上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是人挤着人，假定当时有一个人去帮帮她，假定火车在某一个小站能临时停下送孩子去医院，我不愿再设想，现实已经无法改变。再假定列车员积极一些，帮他们在车上找个医生？”黄灏的脑海里翻滚着无数个假设，迎来了清晨。然而，“这一切对于那个逝去的生命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工作时存在心理压力，连呼吸都觉得“费力”
“一段时间以来，工作的压力渐渐加重，并不是因为繁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每日里神经都绷的很紧，甚至连呼吸都觉得‘费力’。”在2007年的一篇日记中，黄灏这样写道。
黄灏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就很忙，最多时自己曾管过27个患儿，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医院里。有时他也抱怨，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春节也不能休息，老同志告诫他“谁让你这辈子选择了做医生？”
“我已经23个除夕没有在家陪伴年迈的父母了，想起来心里都是愧疚。”黄灏说。
抱怨归抱怨，责任在身，这么多年来，他还是在工作中时刻保持认真严谨的态度。“记得我自己是宣过誓的。尽管也有牢骚，可是那时觉得活得充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身边的环境渐渐发生了变化，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了整个身心。”黄灏说。
现在，黄灏每天上班时心里都沉甸甸的，经常在患儿家长挑剔的目光下工作。前一段时间，黄灏坐门诊，来了一个小患儿，跟来了七八个家长，一看这阵势就知道是个心尖儿宝贝。黄灏小心地询问了情况，对孩子做了体格检查，然后告诉孩子的爸爸，今天刚开始发烧，嗓子有点充血，心肺没有发现别的问题，孩子是感冒了，回去多喝开水，多休息，他会开点药先让患儿服两天观察一下。
没等他把话说完，一个孩子爷爷模样的人问道：“你能确定是感冒吗？”这令黄灏哑口无言，“我能确定吗？目前医学的发展还不能给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只好说，先观察一下，查个血，透个视好不好？家长去交费，回来气冲冲地把单子往黄灏桌子上一摔说，查血要23元，怎么那么贵？你们太黑了！黄灏无言以对，只能强压着心中的不快，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家长又质问：“心肺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透视？透视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
面对这样的质问，黄灏很无奈：“我能怎么回答呢？我能把教科书搬给他们吗？或者我能责怪他们对医学的无知吗？”这样的情况黄灏每天都能遇到，即使语气温和的患者在话语中也经常透露出对医生或多或少的不信任。这样的心理压力也让黄灏常常在一天的专家门诊坐下来后感觉筋疲力尽。
中国妇女报记者看到，在黄灏的另一篇日记中，记载了2007年的一件事：
黄灏所在的科室收治了一个孕不足7个月的早产儿，出生体重仅1000克，患儿呼吸很差，时有青紫。可是在暖箱中治疗时，家长执意不让吸氧，理由是怕损伤眼睛。医生们给家长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黄灏又谈了半小时，告诉家长，保命第一，他们采取的是间断给氧，尽量把损害减少到最小，家长才同意。但因患儿病情太重，能不给氧的时间很少，家长就趁医生不注意时自己把氧气摘掉，导致患儿病情多有反复，抢救起来很麻烦。
黄灏说，他不能责怪家长的无知，爱子之心、舐犊之情人所共有，媒体对视网膜损伤的报道已经让恐惧扎根于人们心中，以至于很多人都忽视了死亡这件事。因为这种死亡不可能是医源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小心再小心，在病历中反复书写，告知家长有视网膜损伤的可能，但为了保命而用氧，只能一遍遍反复告知，让家长在生命与失明之间作出艰难选择。“要问失明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问不给氧而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确实无法给你一个回答。”
“下辈子别做医生了。”带着一丝伤感，黄灏在这篇日记里写下了最后一句话。
儿科医生行业要靠行规来保护自己
几年前，黄灏成为儿科专家。
“从大学毕业算起，做医生已经15年了吧，年轻的时候老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成为专家。可是，现在真的是专家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医生了。”黄灏在日记中写道。
黄灏每天上班时，精神都高度紧张，唯恐出什么小的差错，或者不是差错而被别人认为是差错，“否则自己的医疗生涯就完了，至少经济和名誉要受到很大的损失。”
不仅如此，“现在上面频频的检查，不是查你技术怎么样，而是要像小学生背书一样，熟背法律法规条文。我看到这些条文就头痛，真的比医书还要多，而我又老搞不清楚这些。没有办法，有备无患嘛。”在黄灏看来，儿科医生这个行业已经被逼得要形成一个行规来保护自己，背后有很多无奈。“现在收治一个患儿不是像以前一样诊察用药，而是先要签一堆法律文件，先前医生来决断的事情，现在一定要病人自己决定，包括同意用什么药物。”
黄灏很难想象，在失去了对医生的信任以后，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家长会从医生的谈话中得出什么判断，而医生的大量精力也在反复解释和说明中被消耗。“这样不一定有利于病人的健康。”
种种原因导致医生群体的心理也在发生改变，“一些新的东西大家不敢尝试，一些探索被扼杀，诊疗严格遵循教材，一丝一毫不敢逾越。即便曾经有过好的经验，只要找不到法律许可的依据，医生是不敢应用的。”黄灏解释说，对疑难和危重的病人，医生会详细地告知风险，结果或是建议转上级医院，或是病人被吓得转上级医院。病情是千变万化的，好多因素不可预知，医生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病人由于对医生不信任，加上缺乏专业知识，对医生的预期望值往往很高，“只要不是很快完全治愈，是很难让大部分病人满意的，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这是个怪圈。”
“谁对这个问题负责呢？”黄灏在日记中发问。
生命逝去的惋惜，不被理解的心痛
有件事情过去已经很长时间，可每每想起，黄灏心中还是有些不舒服。那是在2014年农历12月中旬，快到春节的日子，天气很冷，那一段时间病人也很多。黄灏值夜班时，一个夜班接诊了十几个急诊，当时他疲惫不堪的身体已经变得有些沉重。
凌晨5点时，他又一次接到值班护士的电话通知：有急诊病人。他赶到办公室一看，只见一对年轻的父母坐在那里，脸上还带着孩子气，母亲怀里抱着一个七八个月大小的婴儿，孩子口周发青，呼吸困难。黄灏急忙吩咐给予吸氧气，同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早上5点钟刚过。
黄灏简单询问了病情，对患儿进行了体格检查，基本明确了病情是一种儿科急症：急性喉炎。孩子在两天前感冒了，在当地诊所简单治疗后没有好转，前一天晚上七八点钟时，孩子出现气喘，声音嘶哑，犬吠样咳嗽。诊所医生诊断“喉炎”，肌肉注射了一支什么药，但病情没有缓解，呼吸困难还渐渐加重。当时家长认为夜间看病困难，医院晚上没有值班医生，所以只是抱着、看着孩子气喘整整一夜。早晨孩子喘得实在重了才送到医院。听了他们的叙述，黄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训斥他们吧，看着他们难过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况且他们本身还是孩子呢。”
黄灏心里堵的很，急忙向年轻的父亲解释患儿疾病的情况、严重程度和危险性，表示积极进行抢救治疗，但是年轻的父母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孩子小、输液困难、哭闹等，不愿意让孩子输液，更不愿意住院。黄灏耐着性子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终家长才同意给孩子输液。
黄灏松了口气，吩咐护士赶快给孩子穿刺，应用抢救药物。他观察了一会儿，吸氧后孩子面色略微有些好转，就到办公室又处理了两个病人，吩咐护士多观察。
凌晨6点钟，患儿突然呼吸、心跳停止，黄灏急忙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持续心脏按压、给药等。持续了大约40分钟，孩子口鼻流出血性液体，黄灏知道不行了，宣布了死亡。年轻的父母悲痛欲绝却又手足无措，黄灏只好安慰他们。
“一个生命夭折了，他是仅仅死于疾病吗？”“急性喉炎”虽是急症，但如果处理及时大多是可以缓解的，黄灏说。当了多年医生，他经历的死亡也数以千百计了，为生命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感到惋惜和心痛，更让他心痛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一直等到上午8点钟，医护人员谁也劝不了年轻的父母，只好找了一个房间让他们休息。
完成了善后工作，黄灏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安慰的工作交给了别的医生。刚回到家，他就接到医院的电话，家属来了几十人闹事，对孩子的死亡有异议，要求医院赔钱。
“现在做医生的就怕这些事，人们总是同情死者的，什么事情也说不清。”黄灏赶忙回到医院，请医务科出面去和家长交涉，他作为当事医生无法出面，也为了避免遭到殴打。医院建议家长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家长不同意，说诊断和用药没有错，不鉴定。医院建议他们去法院起诉，又遭到拒绝，只是要求赔钱。
家长提出为什么不采取气管切开，气管切开是喉梗阻的一个急救措施，它的指征是三度喉梗阻。“我们向他解释了，这个孩子是由于长时间的缺氧造成脑损伤而引起的呼吸心跳骤停，不是切开的适应症，切开对孩子也没有用。”
家长不同意，纠集了好多人围堵医院，医院不甘心为没有错误的死亡赔付。事情一直持续到春节前，才不了了之。
被遗弃的生命，我如何拯救你？
在黄灏的从医生涯中，遇到弃婴似乎是绕不开的经历。
“这两天特别忙乱，倒不是不能吃得消工作的繁重，心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是黄灏一篇日记的开头。
根据日记记录，一天清早，黄灏正在B超室为母亲做B超检查，听见有人四处找他，便匆匆赶到门诊大厅，那里聚集了许多人，好几个院领导还有警察，原来门诊大厅里发现了一个弃婴。黄灏匆匆忙忙地把孩子抱到门诊诊察室，这个婴儿大约2~3个月大小，体重大约5公斤，呼吸发喘而且节律不整，面色及全身青紫，不哭也不动。黄灏急忙听诊心肺，并为他作一些简单的体检，心率极慢，处于病危状态。
”无主弃婴我们经常碰到，是很令人头痛的一件事，往往在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之后，还要为善后工作耗尽心力。”黄灏在日记里写道。
可是，身为一名医生，面对这种情况，他只能收治。黄灏一边积极抢救，一边向领导汇报。领导批复：以基本药物抢救。
“我明白领导们的心思，也体谅领导们的难处，医院每年碰到的无主病人很多，已经不堪重负，有些最后还会惹上官司。可我面对的是一个生命，尽管被父母遗弃了，尽管他现在濒临死亡，我却只能尽我一个医生的最大力量，尽管我也不得不考虑一个科室的利益。”黄灏说，第一天的费用已经有数百元，还得派专人不间断地护理，本来不景气的科室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作为科主任，如果这种无报酬的献爱心的劳动持续时间过长，他也很难面对拿不上奖金的同事们。
经过一天一夜的持续抢救，这个小婴儿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心衰、呼衰缓解了，会哭了，也会发烧了；会吃了，也会咳嗽了。大家都很高兴。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黄灏面前，后期的治疗费用和精力还是很大。有人说，现在好转了，赶快让派出所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可黄灏不太愿意：“且不说能不能送去，福利院的医务室能不能解决这么重的病情？我很为孩子的生命担心。”他希望能有人收养这个孩子，可是即便有人收养了他，那么，持续不断的弃婴事件自己又如何能解决呢？
2006年，已是副主任医师的黄灏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这个世界是怎么了？有时候我也自问。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是改革的必然的阵痛？是我们医生的良心都坏了吗？我显然不能认同。是我们的病人愚昧和贫穷吗？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不理解，所以我迷茫……
记者手记
据了解，儿科医生少，导致每名医生的负担重，经常没时间吃饭、上厕所，每天超负荷接诊。而超负荷工作又必然会导致医生停留在每名患儿身上的医治时间有限，医患沟通不够详细，这又会导致患儿家长不满，引发医患冲突……就这样，儿科医生多年来陷入“收入低、风险大、负担重”的恶性循环。很多儿科医生不堪重负选择离开，而在新毕业的医学学生中，愿意成为儿科医生的也少得可怜。
面对儿科医生内心逐渐积聚的担心和顾虑，以及儿科医生紧缺的现状，1月15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的2016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儿科医生短缺实际上是一个医学人才的培养、使用政策的问题。过去大家认为制约医改的最大瓶颈是人才问题。以儿科医生为例，儿科医生的缺乏是各类医生缺乏的一个典型。
为了提高我国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国家出台了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现在正在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出台规范化培训的目的是在未来为我们国家提供合格的医务人员。现在患者愿意到大医院看病，很大原因是不同层级医院的医生同质化还不够，不同层级的医院医生水平存在差距。规范化培训就是要使绝大多数医生基本同质，让群众理解分级诊疗，接受分级诊疗。解决同质化问题就需要进行规范化培训，无论是住院医生还是专科医生，这也学习借鉴了国际经验。
对于儿科医生紧缺的现象，有专家表示，解决这一问题最核心的是薪酬体制改革，而这也是整体医改的一部分。专家认为，让医生的收入和其专业劳动相关，跟看病的质量和次数相关，而不是和开了多少药、用了多少医疗器械相关，这样才能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和专业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