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审计署：半数人不超40岁 审计数据查办大案
在数不清的转账单里，他们发现一笔钱竟然从死亡人员的养老金账户转走，由此揭开社保处科长王玉文骗取巨额社保资金案。
80后女子兼职开公司，债券生意红红火火，他们抽丝剥茧，证实2300万元收入竟是财政部的叔叔的好处费。
在国务院20多个组成部门中，审计署刚刚走过而立之年。这个年轻部门的工作人员，超过半数的人不到40岁。在和枯燥的数字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他们的职责不只是查账，更是反腐的尖兵、国家经济安全的卫士。
2014年的圣诞节，海归青年颜涛走进了中南海。作为全国审计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代表，颜涛和他的同事们将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一次极为珍贵的短暂会面机会。
这位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几年前进入审计署，他职业生涯中干过的最牛的事，是代表中国人审计联合国时，让联合国某大型机构承认对资金管理不善，首度修改了执行了几十年的财务制度。
虽然和总理见面的时间少到可以用分钟来计算，但颜涛还是牢牢记住了总理给“审计铁军”概括的使命：当好重大政策落实的“督查员”，当好人民利益的“守护神”，念好权力运行“紧箍咒”，发挥反腐“尖兵”作用。
在国务院20多个组成部门中，审计署算是年轻的那一拨儿，刚刚走过而立之年。北京展览馆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就是审计署的办公地点，每天进进出出那里的工作人员，超过半数的人都在40岁以下。
正是这个年轻的部门和它年轻的审计队伍，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坚守着责任和使命，捍卫着国家的法律，守卫着百姓的钱袋子，维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
从京沪高铁审计摸出丁书苗与刘志军之间的利益链，到短短3个月弄清楚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家底，再到揪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等蛀虫……很多大案要案背后都有年轻的审计面孔。
金融大案背后往往有贪腐者的精心设计
2014年10月29日～11月3日，河南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自此，陶礼明违规放贷、收取巨额好处费的事实也公之于众。
陶礼明或许没有想到，他精心编制的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远期收益计划竟然被审计人员识破。
审计署金融审计司一位年轻处长介绍说，邮储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最大的区别是存款多、贷款少、资金比较充裕。巨额资源在手的邮储银行行长陶礼明，成为市场上各类资金掮客公关的对象。
该案的审计人员回忆，邮储银行盖子的揭开源于对其给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速”）的贷款审计。按照银监会规定，邮储银行开展的专项融资只能投向铁路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但审计人员却发现，邮储银行曾贷款给湖南高速，而且金额巨大。
为什么会有一笔给高速公路的巨额贷款呢？凭着职业敏感，审计组并没有简单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扩大贷款范围的问题，而是试图摸出背后的利益关系。
在对湖南高速贷款的延伸审计中，审计人员发现其下属公司将1500万元以支付融资顾问费的名义汇入了上海慧融投资有限公司的账户。湖南的邮储银行贷款为什么要向上海的公司支付融资顾问费？随着审计的深入，资金捐客—上海慧融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军浮出了水面。
原来，正是在朱军的引见下，湖南高速的负责人认识了陶礼明等邮储银行的高管。在见面的过程中，朱军许诺，如果邮储银行贷款给湖南高速，那么日后定会按贷款的一定比例给陶礼明等高管好处费。
小心谨慎的陶礼明提出，好处费不要当期给，可以留到他退休后再支付。为此，陶礼明还和朱军签订了“君子协定”。在陶礼明看来，等以后再提取好处费一定神不知鬼不觉。
尽管高速公路贷款超出了邮储银行的业务范围，但陶礼明还是从立项、审核和评估等方面积极推动。审计查明，2008年12月～2010年6月，邮储银行向包括湖南高速在内的4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专项融资69亿元。
按照和陶礼明、朱军等签订的所谓远期受益的“君子协议”，这4家融资平台公司将支付“融资顾问费”3.3亿元。审计人员一开始在湖南高速发现的1500万元融资顾问费就是支付给陶礼明和朱军等人的好处费。
尽管陶礼明为自己设计的是退休后的远期收益，但还是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还没等到退休，就从朱军手中提取了230万元。这也成为陶礼明被公诉机关起诉的重要罪状之一。
审计署金融审计司负责人介绍说，金融领域的犯罪近年来越来越隐蔽，很多“蛀虫”把违法收益设计得期权化、远期化，企图瞒天过海，这就需要审计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审计人员更加有智慧和韧性。相比老一辈审计人员，现在的年轻人更善于用计算机技术来发现案件线索，也善于关注一些新兴领域的案件。
对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原副主任张锐犯罪问题的发现，就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在金融创新领域发现案件线索的典型案例。
张锐之前在财政部负责国债发行兑付工作长达12年，其间为自己编织的从国债投标中获取违法收益的路线图十分复杂和隐蔽，所以当案发后有关部门对他调查时，他根本想不到是这条线出了问题，还以为是印制宣传资料吃回扣的事。
事实上，发现张锐犯罪线索，审计人员确实是从很外围的层面找到蛛丝马迹的。案件缘起对一家金融机构的审计，该机构参与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在延伸调查中，审计人员分析债券交易数据后发现，一家名为新盛华盈的公司做债券生意很能挣钱，收益高达几千万元。可再往下一看，这家注册资本不多的公司法人代表是一名在某银行工作的80后女子兼职做的。
这些不寻常的细节引起了审计人员的关注。在对这名女子的社会关系排查中，审计人员发现，她的叔叔是财政部负责国债招标的张锐。
抱着试试看、摸一摸情况的心态，审计人员对张锐所负责的国债招标发行情况展开调查。这个环节，又有一些反常的细节引起了审计人员的关注。
国债招标是在一个封闭的办公地点进行，通常是发标那天，在规定时间之前，各个竞标单位要将自己的标书通过传真等方式发到这个封闭的地点，参与国债发行的几个部门根据投标情况选出中标券商。为了保密，参与的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进出办公室，也不得打电话。
巧合的是，有几家金融机构多次超过投标截止的规定时间，以应急投标的方式来紧急投标，但张锐都会签字放行。更巧合的是，那些在最后关头应急投标的公司，总会以最接近标底的优势中标。
一连串的蹊跷促使审计人员希望揭开背后的秘密。经过调查，审计人员终于摸清了张锐的如意算盘是如何打的：每次国债招标前，张锐通过同学柴某联系希望承销国债发行的金融机构，而他本人会在发标当天的最后时刻，将最可能中标的价格告诉柴某，由柴某转告给某金融机构。
很多次投标结束前的几分钟，张锐都会从封闭的招标办公室走出，或打电话，或发短信。联系好的金融机构再以应急标的形式来投标，可能会以最准确的价格中标。最后一环就是，承销国债的机构获得收益后，要将好处费转入张锐侄女经营的新盛华盈公司。
为了掩盖好处费的直接来源，在柴某的帮助下，这些资金进入新盛华盈之前会通过债券交易多次转手，最后以债券交易收益的形式进入张锐侄女的公司。案发前，张锐已经通过这种手法获利2300万元。2012年6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3年，监管部门掀起了一轮对债券市场的整顿。业界普遍认为，这次整顿正源于审计揭开了债券市场一些操作不规范的秘密。
审计署金融审计司负责人介绍说，过去说起金融审计，大多是指对传统银行的审计，但近年来，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兴起和互联网金融的繁荣，也给金融审计带来了新的挑战。年轻人对这些新生事物有比较强的敏感性，他要求金融司的年轻人定期关注金融市场发展新趋势，每月请一位年轻人给全司同事讲讲他的新发现。实际上，一些新问题的发现，确实得益于年轻人的关注。2013年6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审计署时，观看了金融审计司利用数据分析平台现场演示的贷款资金循环套利案例，总理马上就指出这就是信贷资金空转，而这个问题就是金融审计司的年轻人在数据分析中发现的。
蚂蚁搬家式的小官巨贪侵害公众利益
在2014年12月24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养老保险的话题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们关注的焦点。在当时一场有关城乡保障的专题询问会上，不少常委就提出，养老保险并轨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从兜底走向公平，但在此之前，已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该有笔明白账。
随之而来的是，审计署很快宣布，2015年国家审计的重点之一就是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审计署济南特派办的审计人员，对社保基金审计并不陌生，2012年，审计署曾动用4万名审计干部、历时3个月，对全国18类社保基金进行全覆盖式的“体检”，当时还不满30岁的王涛（化名）是那四万分之一。
参加工作没几年的王涛来根本没想到，正是那次审计，他和他的同事“偶遇”了侵占巨额养老金的典型案件—呼和浩特铁路局社保处财务科原科长王玉文骗取社保资金2323.66万元。
对参加当年社保审计的审计人员来说，要从18类社保数据中发现案件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审计署济南特派办几名年轻的审计人员记得，当时他们光是把呼和浩特一个地区的社保数据按审计要求采集转换到计算机系统中，就连续工作了88个小时。
这88个小时的成效是，当他们用养老保险的发放记录与公安部门登记的死亡人员数据比对时，发现至少有100多个登记死亡的人员还在继续领取养老保险，有的账户在保险人已经死亡六七年后还在领保险。
进一步核实死亡人员信息后，审计人员发现，这100多个依然在领取养老保险的“死亡账户”主要来自呼和浩特铁路局。究竟是死亡人员家属冒领养老金，还是社保经办人员监守自盗，审计人员并没有贸然行事，而是一直在外围进行调查。
审计人员发现，这些领取养老金的银行卡，有的是死亡人员在生前退休后正常办理，但去世后没有销号，一直有社保机构发放的养老金流入，还有一类是离退休人员死亡后的次月重新开户办理的。
这些账户究竟是谁开的呢？审计人员去银行咨询时发现，当地的银行没有严格遵循开户必须出示身份证的规定，对于社保大户批量开户不要求提供身份证，所以无法获取开户人的信息。
王涛回忆说，在尝试了多条路径都没有眉目的时候，大家都很沮丧，明明知道这上百个账户背后肯定有猫儿腻，但因对手太狡猾，因为相关的制度不完善，就是抓不住“狐狸的尾巴”。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些账户，这个“谁”，是个体，还是团伙，全都不得而知。
对手真的很狡猾。审计人员回忆说，为掩人耳目，这些账户的实际管理者，居然还在死者间的账户转移资金。终于，在数不清的转账单里，审计人员发现了一笔资金从死亡人员的养老金账户转移到了呼和浩特铁路局社保处财务科原科长王玉文的账户上。
当王玉文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审计人员恍然大悟。在之前的调查中，审计人员已经基本锁定，幕后黑手要么是死亡人员的家属，要么是参保单位的经办人员，要么是社保局的经办人员，所以圈定的这几类人的名字大家早已熟记于心。尽管王玉文的名字已经出现，但这个时候还不能判断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作案。
在证据链已完整后，审计人员开始正面接触王玉文和其所在的单位。审计人员兵分几组，同时对单位负责人和王玉文进行调查。
调查一开始，王玉文对以单位死亡人员名义冒领养老金的事实矢口否认。但当审计人员提出已经掌握了死亡人员的养老金账户给王玉文转账时，王玉文愣住了，他没想到，他一直小心谨慎，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怎么还是被发现了。
得知审计人员有自己的转账证据后，王玉文退了一步，解释说，这些账户是死亡者的家属让他帮忙办的，说是希望多领一段时间的退休金，办好之后，家属会给他一些好处费。但是，王玉文交代的其占有的资金数额与审计人员掌握的相差甚远。
在与审计人员周旋了一段时间后，王玉文提出要上厕所。两名审计人员陪同他进了卫生间，就在王玉文刚侧身进入卫生间的一瞬间，他猛地一拉门，企图把门反锁，从厕所的窗户逃走。一名审计人员立刻用自己的胳膊和脚顶在门缝间，不让王玉文得逞。王玉文一看逃跑无望，把随身携带记录存折号码的一张纸扔进了厕所里。
事实上，王玉文在得知审计人员开始查这些死亡人员的账户时，就有了逃跑的企图，他随身带着一些银行卡，准备随时逃跑。但他没想到，审计人员能这么快将他锁定。
王玉文的作案手法其实极其简单，当有职工死亡时，他就用养老金垫付丧葬费后从家属手里回收领取养老金的银行卡，隔断了家属与银行卡的关系，同时向社保部门隐瞒职工死亡的信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用了死者的银行卡，并持续从社保领取养老金。
王玉文最早一次从死亡人员账户里提取养老金，可以追溯到2004年，到案发时，将近8年。为什么8年里，王玉文非法占据养老金2000多万元却不被发现呢？
在对王玉文的调查中，他的一句“没人认真去管”道出了事情的原由。参与该案审计的几个年轻人总结说，王玉文的这句话，看似语不惊人，但却发人深省。
这几位年轻的审计人员并没有止步于个案的调查，他们希望进一步思考王玉文8年贪污没人管的原因。
首先是这个单位对离退休人员的信息管理不严。离退休部门向负责社保的王玉文通报职工死亡情况后，从不要求王玉文反馈终止死亡人员养老金发放的信息，为王玉文作案留下第一个缺口。
其次是该单位的社保部门岗位设置存在重大缺陷，没有相互制约的制度，死亡人员的信息全部被王玉文一个人掌控，造成死亡人员信息的上报和养老金的发放全都是王玉文一人操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办理养老金发放的任何手续。
在养老金发放的关键环节—相关部门的审核岗位形同虚设。审计调查发现，该地区负责社保审核的业务岗位，从2005年以来，负责人一直是临时聘用人员李某。李某在这个岗位工作多年，从未认真核对王玉文所在的单位提供离退休人员增减的书面材料，也从未到该单位进行离退休人员状况的调查，对王玉文报送的材料，从来不检查，也不核查，历来是电子资料申报什么就批准录入什么。
银行开户的环节本可以堵住王玉文的违法之路，但银行没有严守实名开户的章程，使得王玉文可以批量开户而不被发现。
新一轮的养老保险审计已经开始准备，按照审计署今年的审计计划，将集中全国的审计力量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更细致的“体检”。2012年的社保审计是对18类社保进行梳理，而这一次专门针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应该对老百姓的养老钱有个更清晰的说法。对王涛和他的小伙伴来说，查处大案是件高兴的事，但还是希望那些伸向老百姓救命钱、保命钱的黑手不敢、不能也不再伸手。
中国审计推动联合国改革
现代财务和审计制度起源于英美等国家，所以当2008年，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以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开始执行对联合国审计的任务时，有很多国家对中国审计人员能否完成审计任务表示怀疑。
经过60余年的发展，联合国的财务管理堪称严密，但自2008年中国审计署加入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后的6年间，200多位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中国审计师，却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儿童基金会、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等20多个机构为之惊叹。
6年间，年轻的中国审计师给联合国这个庞大的机构提出了700多条审计建议，提交了100多份改善管理的审计建议书，避免了一些不合理支出和损失浪费，还对支出花得值不值进行了评价，有力推动了联合国财务预算的改革。
审计署境外审计司的颜涛从海外回来没几年，就负责对联合国某大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刚开始接触时，该机构的高管言语中流露出的意思是，我们是联合国的脸面，其他国家的审计人员都挑不出我们的毛病，看你们能提出什么？
事实胜于雄辩。2012年，颜涛和他的团队呈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审计报告就揭开了他们财务不合规的事实—动用近1.7亿美元项目经费支付行政管理人员工资等费用。按照有关规定，项目经费只能用于在全球开展的各类援助项目，不能给行政人员发工资。至此，该机构多年以来掩盖的用项目经费发工资等问题被揭开。
颜涛建议，尽管该联合国机构动用项目经费给行政管理人员发工资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一定要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向所有会员国公开这笔资金的去向。
除了要公开账务，颜涛和他的团队还分析了该机构动用项目资金发工资的原因和改进的可能。根据有关规定，项目官员是可以从项目经费中拿工资的，但行政管理人员不可以。当行政管理人员数量过于庞大，该机构负担不起后，只能动用项目经费。颜涛建议，完全可以优化后勤和行政队伍，减少这部分开支。
在多次沟通后，该机构的高管逐渐开始采取合作的态度，并愿意接受中国审计师的建议。目前，该机构已经决定建立一个全球后勤保障中心，服务该机构在全球的各个分支机构，这样可以精简行政团队，提供高效的服务。
在审计中，颜涛还发现，该联合国机构对其筹资合作伙伴长期缺乏有效监管，默许这些“中介机构”提取高达30%的佣金。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有筹资合作伙伴高管竟从善款中领取高达53万美元年薪，是行业平均水平的4倍。
中国审计人员指出这一问题后，该机构主要负责人希望面见中国审计署主要领导并说明情况，请求理解。审计报告提交后，联合国史无前例地通过大会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责成该机构总干事加强对筹资“中介机构”的监管，维护联合国的良好声誉。该联合国机构也承诺对筹资体系进行评估和重组。
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副司长胡学文回忆说，一开始，中国审计人员对如何审计联合国并不十分了解。他记得，为了研究联合国的财务制度和审计方法，2007年12月他曾和同事泡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好几天，把全套的审计资料全都复印下来，小心翼翼地揣摩人家是怎样审计的。那次回国，大家的行李里满满的全是资料。
可就是这样一批“初学者”，凭着中国审计人员的胆识和专业，敢于对联合国机构和项目中存在的财务问题“叫板”甚至碰硬。
飞机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和巡逻工具之一，与飞机有关的各项预算—油费、租赁费、维修费、人工费等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较大的支出。但由于管理飞机的部门地位重要，而且与飞机相关的技术又很专业，所以多年来，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只是审计这笔钱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问题，从不去关注需不需要这么多费用。
中国审计人员接手联合国维和行动审计后，就开始对要不要花那么多钱在租用飞机上进行评价。
一开始，航空管理部门并不买账。一方面是认为，自己的地位很重要，飞机预算岂能随便减少；另一方面是认为，审计人员哪里懂得飞行的相关知识，凭什么指手画脚。当审计人员提出核减方案时，有关负责人还揶揄说，“你们连油表都看不懂”。
可中国审计人员对某特派团审计时，硬是通过详尽的分析和计算，认为该特派团用不了现有的48架飞机，可以减少。特派团最终核减了两架飞机的预算。当年负责联合国维和审计的大组长张新芳回忆说，别看只是两架飞机，一年下来也能省下几百万美元。这件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让联合国很多机构都开始重新审视究竟需不需要那么多设备，甚至是需不需要设立那么多岗位。
2013年7月24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颁奖仪式，授予中国审计长刘家义首个“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奖”，以表彰他及其带领的审计团队，通过实施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审计，对维持世界和平作出的杰出贡献。2014年7月24日，刘家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卸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审计委员会评价说，中国审计团队通过财务审计完善了联合国的治理结构。这样的评价前所未有。
默默无闻守住国家经济安全线
在审计署年轻的审计人员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在反腐的前沿查处大案要案，很多人的工作，没有惊心动魄的场景，他们和一堆堆枯燥的数字打交道，白天连着黑夜，时间在一个接一个的加班中度过。
审计署税收征管审计司一处处长雷达就是这些大多数默默工作着的年轻人中的一员。从2010年到2013年，他持续跟踪开展政府性债务审计，摸清我国各级政府的债务情况。
2013年12月30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审计署的一份公告，在那份公告中，审计署公布了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额为20.6万亿元。这个数字给国内外机构关于中国政府性债务情况的猜测和争论画上了句号。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政府的债务情况在全世界都备受关注，一个准确的债务数据，既是中国政府对自己经济健康水平的评估，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经济的“风向标”。
这个数字从出炉的那一刻，就要接受来自全世界经济学家、投资机构等各方面的检验，雷达和他的同事有信心接受各方的检验。
雷达说，首先，这个数字是5.4万名审计人员花了两个月，对245万多笔债务一笔一笔地审核出来的。5.4万名审计人员被要求要“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审核”，不是地方政府报多少就算多少，而是要一笔一笔核对。可以说，这应该算是审计署建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审计。
再有，在这次五级政府的全面审计之前，审计署已经有过多轮对地方债的审计。比如，2011年，曾对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地方债进行过见人见账见物的全覆盖式审计，2012年下半年又对36个地区的债务进行过抽查，可以说，如何有效地界定和摸清地方债，审计署会同有关债务主管部门一起研究，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往前的2010年，审计署还开展过70个地方政府本级的地方债审计调查，可以说，债务审计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套路。
雷达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其他部门的审计人员有机会查大案要案，而你们这个团队近几年全耗在地方债的数据海洋里，会不会没有成就感。雷达说，大案要案揪住的是一个两个蛀虫，但地方债审计是摸清楚了国家运行中机制体制的问题，相当于给整个肌体做检查，这样的工作尽管寂寞但也很有成就感。
审计署的年轻人有一个共识，审计的作用早已经不只是查账，而是反腐的尖兵，更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卫士。雷达说，我们近三四年来，一轮轮地梳理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就是时刻关注着国家经济运行的安全。
雷达说，社会上有一些误区，认为地方政府有债务就是经济运行有风险，但事实是，如果依靠合理的借债机制，可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关键是债务的度控制在什么范围，这就需要对政府债务情况“心中有底”，才能“心里不慌”。
和发现大案要案的线索不同，雷达他们这拨年轻人的成就感在于给国家经济安全运行提出建设性意见。
雷达说，根据几次地方债审计发现的问题，他们给国家建议，要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考核问责机制、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预算管理和债务规模控制，妥善处理存量债务，防范债务风险。让他们高兴的是，这些建议都出现在了国务院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