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法学院：站在“弯道超车”的历史拐点

　　中新网天津6月17日电(记者张道正通讯员朱宝琳)在天津大学(北洋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6月17日，这所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成立了自己的法学院。

　　天大人更愿意将这件大事称为“复兴法学”，这一情结由来已久——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于1895年由盛宣怀创办，作为社会科学的“律例学门”是当时四大专业之首，中国现代法学教育由此发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以及法学大家王宠惠、王正廷、徐谟等人均受教于北洋大学律例学门。

　　历史几经变迁，天津大学现在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科见长的高等学府。而当今的中国高校，已设有超过600所的法学院，每年的法学毕业生逾十万，连续3年法科的毕业生就业率倒数第一，形势不可谓不严峻。于天津大学而言，“复兴法学”之路该如何去走？又如何能走出一条新路？

　　在天大法学院成立的4天前，“中国法学教育双甲子座谈会”在天津大学召开，天大诚邀法学界相关专家学者，为新成立的法学院指路、支招。与会者提及最多的两个词，一是“转型”，二是“特色”。

　　法学教育转型是时代所需

　　座谈会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直言：“要反思中国的法学教育。”徐显明说，中国高校的600多家法学院，“走的都是知识型法学院的道路，法学教育应该拐弯了。”他认为，目前中国法学教育有2个“通病”——一是缺乏职业训练，二是缺乏职业伦理。

　　他的观点得到在座法学界人士的赞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部级专委胡云腾同样呼吁法学教育的转型。胡云腾注意到，中国的法学毕业生入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胡云腾说，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大学科，不仅仅是知识、文章、著作。“法学是人学，我们现在把它办小了，陷入‘小圈子’。现在法学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脱离实际。”

　　在与会者看来，全国的法学院都有这一“包袱”。而新生的天大法学院，则适逢一个新的机遇期、转折点。徐显明说：“新路，我认为就是走职业教育之路，把法学从‘知识型’教育转向‘职业型’教育，希望天津大学带一个好头。”

　　徐显明谈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天津大学法学院诞生于中国历史进程这个大背景之下，正当其时。与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被称作“五路大军”——职业的立法者、职业的执法者、职业的司法者、职业律师、职业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者。徐显明说：“法学教育是‘五路大军’的源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学教育被认为是基础工程。”他进一步强调：“法学教育一定是正规教育，建议把它引上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憬宏对法学教育转型表示欢迎和期待。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是人员分类管理，高憬宏说，司法辅助人员的培养是迫切的需求。他希望，天津高等院校的法学院，能够多培养一流的职业型的人才，即“对路的、适合的、高层次的、上手快的”专业人员。他同时也强调，人才培养、队伍结构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

　　办出特色，弯道超车

　　1899年，北洋大学的第一位毕业生王宠惠获颁中国近代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他后来成为“中国法学第一人”。王宠惠学贯中西，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王宠惠用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在美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教材地位。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去台湾访问，下飞机后就提出要探望王宠惠博士以表示敬意，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所用的《德国民法典》正是王宠惠的译本。

　　100多年后，天津大学又站在了“复兴法学”的高起点上。“结合天大的优势学科，有特色才不被替代”，这是专家学者们给出的建议。

　　“要想成为一流，成为代表，一定要像100多年前一样，瞄向世界。综合成三点，就是要办职业型、特色型、国际型的法学教育。”徐显明如是说。他还强调：“一定要把人才培养的质量放在第一位。”

　　胡云腾谈到，国际上形形色色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总是转化为法律问题，“国际上在和我们搞人权斗争”。他说，天津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许多中国企业从天津走出去，在这方面的法律研究很有必要，而且能够形成学科特色。另外，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工科见长的天津大学可以在在知识产权、科技法学领域有所建树。

　　高憬宏强调，法学是应用性学科，应该多让学生走上讲台、走上法台。“教学基地建设同样重要，”他提出，办教育要借力，天津法院可以成为高校的教学基地。他同时建议，天津大学法学院可以围绕天津自贸区法律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展开特色研究。

　　“大楼与大师，我认为都是少不了的。”徐显明还谈到了另一个问题，培养优秀人才需要吸引全国乃至世界上的优秀师资，在如此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就要提供丰厚的待遇。他建议，天津大学为法学设立一笔“法学教育复兴基金”，以发展学科，聘用师资，进行法学教育改革。“从瞄准的目标来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天津大学：建一流大学，办精英教育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建立于1088年。该校初创之际，就以法学(社会科学)、医学(自然科学)和神学(哲学)三个专业著称于世。剑桥、哈佛、耶鲁等综合性大学，在其初创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当中，都有法学。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座谈会上表示：“天大恢复法学，我原来一直将它理解为是一种情结，现在它成为一种责任。”李家俊说，天津大学已经下定决心，要建一流的法科，要把法科作为建设一流大学整体目标里的其中一个目标。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李家俊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资源是有限的，必然有一个淘汰的过程。要建就建一流。”

　　“法科怎么建？弯道超车是有可能的。”李家俊看到，法学教育在转折，社会的需求越来越清晰。李家俊要求，天津大学法学院揭牌成立后，学院领导班子和学校常委会要进一步讨论法科的建设目标、定位和发展特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明确”。李家俊说，高校培养出的人才不光是“做学问”的，还有一批人要走到应用的岗位上去发挥作用，是“职业型”的。“‘职业型’不等于不是精英，好大学就是精英教育，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

　　对于座谈会上讨论的议题，李家俊当场作出回复。他表示，学校会在资源上做好配置，把法学院作为学校里的学术特区，给以足够保障；学校考虑设立“法学教育复兴基金”，给学院足够的自主权来支配，用于人事聘用等。同时，办学思路开可以放宽，与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借力助院。“让学院放手去干。”李家俊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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