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国家出版基金助推出版业发展概述
“十二五”时期，作为目前出版行业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政府基金，国家出版基金适应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遴选资助了近1800个优秀出版项目，推出了1200多个优秀成果，其中，《星火燎原全集》《中华民国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高等植物》等近50项成果获得了中国出版政府奖，在促进精品力作的出版，提高出版物的整体质量，推动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和示范引领作用，得到了出版业界及社会的认可。
服务行业发展，推动一批精品项目的顺利实施
“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国580多家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等4家公益性出版社之外，都已逐步完成转企改制，成为市场主体，出版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但仍有一些国家急需、社会需要，具有重大价值的优秀项目，由于投入大、印数少等原因，单纯依靠市场运作确实难以收回成本，出版社不愿做或者没有能力做，因而很难出版。
几年来，国家出版基金坚持政府主导、打造精品、服务公益的基金定位，资助了一批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方面的优秀项目，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的优秀成果，获得了广泛好评。如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庆出版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等项目深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深刻阐释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配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要把抗战研究纳入重点资助范围，加大支持力度”的讲话精神，集中推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等一批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学术价值的主题项目，引起强烈反响。
一些规模较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往往需要作者多年的潜心研究，需要出版社长时间的精心打磨，成本压力较大，出版进度缓慢。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为这些项目解决了后顾之忧，不但加快了出版进度，更使得编辑们能够沉下心来，专心打磨书稿、打造精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全集校注》项目对杜甫的全部存世诗文进行汇集、校勘、编年、注释和汇评，项目规模大、编纂难度高，加上主编去世等原因，出版社立项30多年都没能完成出版。2012年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后，加快了出版进度，2014年1月，共计12册、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正式出版，代表了我国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中国饮食文化史（十卷本）》的出版之路更为坎坷。1991年，该书正式列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但就在作者们的书稿开始陆续寄到编辑部，编辑出版进入实质性阶段时，由于市场大潮的强烈冲击，这部看起来“明显赔钱”的学术著作被迫下马。1999年，该书出版计划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停止，书稿被“过继”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但即使出版，书稿内容也要减半。在这种情况下，轻工业社的编辑四处“化缘”，在得到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资助的“救命口粮”后，书稿最终得以回归并重新启动。2012年，该书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使编辑出版工作告别了捉襟见肘、寅吃卯粮的窘境。图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饮食文化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卢良恕院士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评价该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填补了中国饮食文化无大型史著的空白”，并获得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
此外，一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的国家工程、重大项目等，需要调动全国相关学术力量、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规模大，难度高，单纯依靠出版社的投入是难以完成的，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辞海》等。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使得这些重大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史记》、新旧《五代史》都已顺利出版，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其他各史的修订出版工作也在按计划顺利进行。
力推精品力作，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导向作用
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出版业的迅速发展，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出版图书都在40万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出版基金以打造精品为核心，充分发挥国家级文化基金的导向作用、杠杆作用，推动精品出版，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效果。
一是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推出了一批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优秀项目。如新世界出版社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用故事讲思想，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成功的历史轨迹和执政理念，使中外读者能够看得进、读得懂，推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并被翻译成英、法、德、韩、西等10余种文字，在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11》是著名作家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之一，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主题出版精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二是推出了一批代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普及、少儿读物等方面高水平研究成果的精品出版项目。如人民军医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医学名家经典手术》项目由包括吴孟超、黄志强、郑树森、黎介寿、赵玉沛等50多名院士在内的全国近千名医学名家创作完成，系统整理和发掘了我国当代医学名家先进、成熟并具有临床推广价值的经典、实用及创新手术，填补了我国医学领域空白，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医学财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通过“前沿系列”（国内物理学研究前沿专著）、“经典系列”（国内物理学经典著作）、“高瞻系列”（国内物理学英文著作的国际出版）、“引进系列”（翻译引进国外有代表性的物理学著作）四个系列，展现了近年来国内外物理学研究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对推进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中国学者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美学通史》由叶朗教授主编，是国内首部大型中国美学通史著作，对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杨红樱画本馆》则是中国儿童文学原创品牌，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喜爱，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得到了世界读者的广泛好评。
三是推出了一批深入挖掘、整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重大文化积累价值的出版项目。如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全面搜集、收录了海内外珍藏的宋画、元画、明画精品，开创了中国绘画历史大型断代集成的先河，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艺术价值。上海音像有限公司的《中国民族器乐典藏》全面收录古琴、琵琶、古筝、二胡、笛子、弹拨乐、弓弦乐、吹管乐等11类民族器乐经典名曲，其中包括很多以前从未出版过的珍贵录音，对于抢救、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重大，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音像电子网络奖及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音像出版物奖。
四是资助了一批专门面向国外读者，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的优秀项目。如《大中华文库》项目选取我国从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法、俄、日、德、西等多种文字，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代表了我国的文化、出版和翻译水平，曾经多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的礼品。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英文版中医走出去文库》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用外国读者读得懂、喜欢读的方式，介绍了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及中国文化元素，有利于向海外中医爱好者、中医学生等传播中医药文化，该套书在今年伦敦书展展出时，受到国际出版界的广泛关注。
注重社会效益，进一步提升出版单位品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今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几年来，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
随着国家出版基金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对于出版社的意义从最初的成本补贴，更多地向提升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转化。一些出版社充分利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精心打造品牌产品、精品工程。如国务院在2007年2月底批准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敏锐地看到了航空类图书尤其是针对大型客机设计与制造的图书在其中的重大意义，策划了国内第一套以大飞机为主题的系列图书，搜寻、出版国内外优秀著作，为大飞机的研制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2009年，《大飞机出版工程》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陆续推出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科技界的广泛好评，并对我国大飞机的研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出版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出版社以此项目为抓手，不断拓展、深化相关选题，连续策划了《大飞机出版工程》的“民用飞机适航出版工程”“航空发动机系列”“民机飞行控制技术系列”等相关项目，并成功获得出版基金资助，使相关图书逐步成为出版社的品牌产品线。
一些地方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充分利用国家出版基金的扶持，打造出版精品，注重社会公益，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在重大选题的竞争、重量级作者的邀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劣势，2010年该社《中国边疆研究文库》项目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相关成果代表了我国在边疆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的一致好评，使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新疆人民出版社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为抓手，坚持把公益性出版的理念贯穿于出版物策划、项目实施、成果使用的全过程，精心打造了一系列优秀的民族文化精品，其中《哈萨克民间文学大典》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玛纳斯》《新疆文库》《中国通史（维吾尔文）》等被列入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目录；对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成果，坚持优惠定价原则，一般低于市场平均标准20%~30%，更好地满足广大少数民族读者阅读精品的需求。上海电影音像出版社的《中国无障碍电影》音像出版工程，专门面向视听残障人士，在保留原版电影对白的同时，通过配上手语画面、增补剧情旁白、提供字幕等方式，使视听残障人士能够通过“盲道”和“手语”欣赏电影。成果推出后，开展了多次免费赠送活动，使成果真正做到进社区、进农村，受到视听残障人士的热烈欢迎，对推动我国公益性出版事业发展和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科学规范管理，推动出版业提升管理水平
国家出版基金对资助项目实行严格规范的绩效管理措施，所有资助项目的承担单位都要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制度、质量和进度保障制度、项目廉政制度、项目绩效管理制度等；所有跨年度项目都要进行年度检查和考评，内容包括项目进度、成果质量、经费管理等；所有已完成项目，都要通过专家组进行结项验收，并从项目完成时间、成果质量、经费管理等方面进行结项考评。对在综合考评中被评为“优秀”项目的承担单位，给予通报表扬并适当增加其申报下年度项目的数量；对评为“不合格”项目的承担单位，则缩减其下年度申报项目数量或取消其申报资格。这些规范科学的管理措施，一方面较好地保证了项目成果质量和经费安全，也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制度的完善，对出版业精品出版机制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一是推动出版单位形成良好的选题策划论证机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高标准、高要求，促使出版社在项目的策划、申报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机制。如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在项目的策划过程中，指定专门人员对项目进行认真研究，并利用外脑，聘请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论证项目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特别召开由社领导、项目策划人员、出版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和社外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选题论证会，对该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认真论证，最终形成一致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采取顶层设计和逐级推荐论证两种方式，预申报项目由总编室汇总后，上报社务委员会，由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组成最终论证小组，通过对预申报项目的学术价值、作者资质、预期社会反响、市场前景预测等内容的综合考虑，并邀请相关学科的顶级专家审阅材料，最终确定推荐项目。
二是推动出版单位逐步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管理机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实施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充分调动编辑、出版、校对、财务等各方面力量，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项目，需要调动的资源更多，难度更大。一些出版单位成立了重大项目管理小组，由出版社领导牵头，成员包括总编室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出版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等，从而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保证了项目实施进度、成果质量和经费安全；并以出版基金项目管理为抓手，将其他国家项目、重点项目等纳入出版基金管理流程，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形成了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如商务印书馆在项目立项后，会成立项目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一般由主管领导牵头，总编室、编辑室、财务中心、出版中心等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小组成员；“工作小组”则由编辑中心主任或编辑室主任直接负责，组员包括责任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都会以文字形式落实在每个项目的管理制度备案材料中，以此来保证项目的全流程顺利推进和完成。
三是推动出版社建立良好的质量保障措施。为了按期、保质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特别是一些大型项目，出版社往往会集中优势编辑、校对力量，并通过增加校次、邀请外审等，确保项目质量，逐步形成了一套较好的质量保障制度，对于出版社实施重大工程、提高项目质量等，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中华文化丛书》严格落实三审三校一读制度，外文版本在三审三校的基础上对部分书稿增加校次，最多到了6个校次，最后由译者进行审校，规范书稿，保证了项目成果质量。
四是对出版社的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对于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文稿加工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都有着更高要求，相关人员在项目实施中能够得到更大提高。如深圳海天出版社的《中国玉器通史》项目使项目负责人从一个对文博领域一窍不通的“门外汉”，逐步成为可以跟专业学者“对话”并对书稿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专业”编辑；从一个普通的编辑，逐步成长为可以独立承担重大项目策划、实施的优秀出版人，其关于该项目实施经验和心得的文章《我是〈中国玉器通史〉项目的总协调人》，在“第三届韬奋出版人才高端论坛”征文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另一方面，相关出版社一般会对承担出版基金项目的人员采取特殊的激励措施，从而保证了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潜心钻研业务，打造精品。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对重点工程进行前期投入和亏损补助，解决了出版社和编辑做重点项目的后顾之忧，并对负责出版基金项目的编辑在工资和年终奖发放上给予政策性倾斜；在职业发展上，对基金项目负责人给予重点培养，在干部使用上给予优先考虑。项目激励机制的建立，较好地调动了编辑做重大项目、做精品项目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