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空袭重庆各报被迫出联合版

　　日军狂炸下各报被迫出联合版抗战期间战况报道来自中央社

　　日军空袭重庆各报被迫出联合版

　　重庆是战时陪都，在陪都这个大后方办报，实则不易。办报，在版面上国民党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是极其严格的，一旦惹恼官方，轻则“开天窗”，重则停刊，甚至逮人。于是，不少报人转而采取了曲笔应对的巧妙战术，退一步运用社会新闻和副刊，揭露和抨击当局的恶政与社会病瘤。

　　与此同时，日军飞机空袭重庆，狂轰滥炸困扰难安。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机连续狂炸，重庆各家报馆均遭重创，致使连续五天不能出版。陈铭德和邓季惺临时采用人力摇动印刷机，硬是赶印出一万多份八开小报在街头零售。

　　1941年6月7日，《新民报》总管理处遭到更大袭击，七星岗的四层楼房被炸毁，文件账册等完全化为灰烬，公私财物受损，多年的合订本全都付之一炬。《新民报》莲花池职工宿舍也惨遭弹袭。

　　抗战期间的战况报道大多来自中央社

　　八年抗战中，在艰苦艰辛的环境中，报人们迅速快捷地将新闻报告传递给人们，让世界各国知道中国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关于战况的报道，大多来自于中央社。当时，在中国抗战新中心武汉及其以后的重庆，以及抗战后方的长沙、昆明、香港等地的各家中国新闻传媒，承担起抗战宣传主力军的重任，但条件艰苦，难以采访与及时报道隔着战线的南京的最新消息。当时，《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以及各地方报纸，都大量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件。

　　《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1938年后转入《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兼采访部主任的陆诒，在《随军记者之工作》中写道：“当时大部分关于战争的通讯，皆由中央通讯社随军的同业拍发。”

　　1937年底，中央社总部内迁至汉口保华街62号武汉分社所在地；1938年10月，日军逼近武汉，中央社总部又迁到重庆铁报街2号。据记载，1938年，中国国内多家通讯社先后停办，其他一些民办通讯社和报社虽也向各地派遣记者，但因通讯手段落后及人力、物力限制，在报道新闻上无法与中央社相匹对。中央社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条件，充实先进的电讯设备，扩充人力、物力，继续扩大新闻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了一只废墟里飞出来的凤凰，凌霄而起”。据统计，战时中央社“平均每天收电文约3万字，发电文约1万5千字”，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新闻通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