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纪萍:她愿意成为灵魂的摆渡人

　　她记录着他们，我们记录她和他们。常州女检察官纪萍11年笔耕不辍，记录了数百个真实案例，写就420多万字的文稿，尽管纪萍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三部手记体专著，主笔改编了50集同名电视剧，她还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记录者的位置。她将笔触对准高墙内的那群人，努力地向社会底层生活探寻，循着他们的命运轨迹解构着法律道德、情感家庭等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剖析生活的爱与痛，罪恶与救赎，凸显人性的亮色，开辟心灵的通衢。一些读者遭遇人生重大选择时找到纪萍说：就信你。女犯出狱后在纪萍博客秘密留言：我是被你狠狠批判的坏人，我会做一个好人再来见你。 

　　 没有天生的罪犯  

　　身姿轻盈挺拔，一头秀发轻巧的挽起，一身制服英气柔美。在常州市看守所门口，记者见到了纪萍。她今天要会见5名犯人。交出手机、挂上访客证，穿过几重厚重的铁门，恰如此行的目的，穿越层层设防的内心，直抵人心，把灵魂深处最大的悬念抽丝剥茧。 

　　纪萍是2003年开始撰写《女检察官手记》专栏的，该栏目获全国报刊专栏年赛二等奖，江苏省好新闻栏目一等奖及法治新闻栏目一等奖。有着30年检察官经历的纪萍相信，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人，任何一个罪犯的故事都是“人”的故事，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内在逻辑，找到逻辑起点和致命缺陷，才能破解犯罪密码，透视社会转型期人们面对法律道德、婚姻家庭、情感财富时的抉择。每次写作，她都要仔细翻阅卷宗、解析家庭背景、当面提审，一篇篇手记犹如灵魂病历，讲述了案情背后隐藏的前因后果和个体复杂的内心体验。 

　　面对罪犯这一类特殊群体，要让他们敞开心扉，是对纪萍采访和谈话技巧的考验。从若无其事坐在对面，到触动心灵、泪流满面甚至放声大哭，纪萍擅长让采访对象充满强烈的倾诉欲望。长年的提审和采访经验，使得纪萍从眼神、嘴角、眉间就可以洞察对方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脾气个性。采访开始，她眼神专注，语气平和，从犯人在狱中的情况开始询问，云淡风轻间切入犯罪细节。 

　　今天坐在对面的小光是名85后，囚衣加身，也不失帅气。因彩礼纠纷，他一气之下勒死了女友并决意同归于尽，自己喝农药、跳河几次自杀未遂。从案发被刑事拘留到批准逮捕，再到审查起诉，无数遍重复着血腥残忍、难以启齿的犯罪过程，在对被害人及亲属的良心谴责、愧疚、自责煎熬，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我现在每晚都睡不着，一闭眼就是女朋友的样子。”当天，纪萍并没有过多涉及犯罪细节，而是以聊天的方式宽松地与他交流，并鼓励他在监狱里自学文化，坦然接受法律的审判。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相亲8天即仓促订婚，大礼、小礼、金器等十多万元的彩礼重负，这起悲剧的背后是打工群体的婚恋危机和农村彩礼陋习。没有亲属来看他，父母不能原谅他，小光觉得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纪萍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他愿意对她倾诉。“如果我还能出去，我会给女友的父母养老送终为自己赎罪。” 

　　“每次交流之后，他们的心灵会变得很平静、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不再度日如年。”在高墙内外进出，纪萍期望自己是一名灵魂的摆渡人，将犯罪嫌疑人从犯罪泥泞摆渡到学法、懂法、守法的彼岸。“即使罪大恶极，我们也应该让他们在人性的光辉面前真诚悔过，而不是带着仇恨接受审判。” 

　　 探索人性的复杂  

　　出于同性的本能，女性犯罪的选题一直是纪萍关注的重点。女性视角让纪萍的记录细腻而动人。她不喜欢知音体的写作手法，抛却道德化、脸谱化的好人或者坏人，将人、事件置于社会原生态的大背景下，放在人性的坐标上去考量，引导人们思考在一个激变的时代如何做人、做事。 

　　到内蒙古旅游，得知自己审查的一名重刑犯关押在此，她放弃旅游在监狱里泡了三天。伴随着优美婉转的舞曲《牡丹颂》，年轻女囚在排练集体舞，版型宽大软塌的囚衣依然挡不住四射的青春和美丽。领舞的女囚夏曼，舞姿专业，瓜子脸白皙清秀，一脸书卷气。夏曼和当初欲死欲活的颓废样判若两人。夏曼用安眠药毒杀了感情出轨的同居男友，犯故意杀人罪。入狱后一度有自残自毁倾向，几次想在监狱自我了断。无意之间，她发现自己已身怀有孕。不期而至的小生命，夏曼一度想打掉，却因种种机缘留了下来。分娩后和孩子分离哭得死去活来，每天到孩子吃奶的时间依然执拗地拼命挤奶，边挤边哭……从孩子这一话题打开心扉，纪萍和夏曼聊着聊着都动情流泪。夏曼把胸前服刑人员号牌翻了个身给纪萍看，号牌背面是她女儿的照片：头发微卷，两小酒窝，却有些许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纪萍临走前，夏曼告诉她，“为了女儿，我要好好活下去，好好改造，她是我生命的全部支柱。”这一幕让纪萍想起来依然唏嘘不已。她告诉记者，女性违法犯罪有两种因素，90%的恶性暴力犯罪都与情感有关，现在非法敛财也导致女性违法犯罪激增。年轻女性处理情感危机的能力比较差，容易片面走极端，一旦遭受创伤和挫折，又会颓废消极厌世。看到那些“错爱自毁”的女性，纪萍十分痛心，善良与邪恶，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在大墙内，除了挥之不去的苦涩沉重，也有拨动心弦的纯粹之爱。 一名女犯见到纪萍，从号衣口袋掏出一张折叠处已磨损了的纸片，上面记录着她的男人隔三差五来看守所的日期，整整25次。法律规定，刑事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查期间不得会见家属。这对夫妻就是靠着冥冥之间的微妙第六感“相间”。“开始他来送些生活用品，管教会传话进来。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没人传话进来了，但是我能感觉他来了，感觉很准，不会错。”开庭那天，纪萍见到了女犯的丈夫，他竟然带着他们16岁的女儿来旁听审判。一般情况下，大人们总是编造着善意的谎言瞒着孩子。他与女儿坐在前排，一只手臂拥着女儿的肩，另一只大手把女儿柔弱的小手紧握在掌心，他在倾注热量传递坚强。这个家庭面对错误时的同舟共济，让纪萍想来觉得温暖，她写下了手记《女囚身后的男人》，题为《真爱无价，错爱自毁》。 

　　 法律的目的是拯救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悲剧人物，图书管理员老布，80好几的老布坐了42年牢，出狱后无家可归，面对陌生的世界，背负众人的歧视，最终选择了自杀。纪萍这次会见的老缪，经历和老布颇为相似。“还认得我么？”“认识认识，不好意思。” “这回，应该是十进宫了，你都快六十好几的人了，也该为自己好好打算一下了。”老缪面相憨厚，脸庞方正，为何落魄至此？纪萍告诉记者，老缪是个惯偷，但他偷的东西都金额不大，一年不到作案21次，总价值还不到3000元，因宣判刑期不满一年依法获准留看守所服刑。有次偷双鞋、偷件外套，有次是两瓶色拉油、10斤菠菜和一盆红烧肉，数额最大的是偷了微波炉，因为天冷了想吃点热饭，这次是偷了一辆旧电动车，是因为想省点公交车费。 

　　老缪年轻时因严重狐臭遭家人嫌弃，靠做木工辗转各地打零工维持生计。到了常州一时没找到工，就偷了东西。没想到这个劣迹一直甩不掉，但凡找到工作老板一听说他“进去过”就炒了鱿鱼，找的老伴也吹了，混不下去的他又重操就业，恶性循环。面对纪萍，他袒露心迹，“这里有吃有穿，挺好，年纪大了，不如在这里呆着，还没人嘲笑我。”纪萍告诉老缪，像他这样的三无人员，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生活来源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寻求救助安置。她也在积极为老缪奔走，希望为他的晚年找个依托。一名女企业家欣然答应，“我愿意接受他。老缪不是坏人，等他刑满释放我愿意去监狱接他，到我们企业做个勤杂工”。 

　　纪萍喜欢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权威不是在于你可以处死一个人，而是可以赦免一个人”。她说，法律无情，法亦有情，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挽救。纪萍以仁爱悲悯帮教了百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综合考虑可教化性，给他们指出走向重生的道路。一个家庭因为亲人犯罪而即将暗淡，因为我的介入而重新焕发生机，这是无法考量的。” 

　　被关押过的人把获释看的很神圣，因为这天象征着他们的新生。有的服刑人员获释，没有家人接，却看到纪萍的身影，又惊又喜，“怎么是你，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来？”少年犯承幸就是被纪萍接出来的。他的父亲因嗜赌输掉百万家产，妈妈丢下3岁的承辛甩手而去，这一去就是15年。承辛从此和社会闲杂人员混在一起，因打架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纪萍注意到他服刑期间没有亲人探视，于是经常送去了自己儿子的衣服、生活用品。出狱后，承幸打算投靠老家的奶奶，纪萍掏出300元，把他送上了回老家的汽车。承幸给纪萍的来信让她心中一颤：亲爱的纪阿姨，在我心目中您有很重要的位置，你象我的妈妈…… 

　　被黑社会头目霸占后染上毒瘾继而又沦为盗窃犯的少女王玲也是其中的一个。纪萍多次登门与王玲父母沟通，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声称，没有这个女儿。纪萍坚信，能打开王玲心结的就是父母的谅解。她带上王玲戴着手铐悔恨哭泣的照片再次登门，终于打动了两位老人，当即带他们去看守所探望女儿。王玲痛哭着请求父母的原谅，发誓远离毒品重新做人。此后纪萍一直与狱中的王玲保持书信联系，使她彻底告别了毒品，结婚成家，过上了幸福生活。 

　　在纪萍看来，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司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通过案件关注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反省和洞察犯罪、人性、继而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重建，积聚起更大的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是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是单纯的同情。人性的冲突越小，这个时代就越加进步。( 蔡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