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刻在大巴山(中国故事)

龙虎网讯 大巴山是一块英雄的土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汉江两岸到嘉陵江两岸，九十余万铁道兵、民兵和三线学兵，浩浩荡荡开赴大巴山。十年后，这些人走了，留下了一条神奇的铁路，也留下了一座座墓碑……

今年清明节，雨纷纷地下着。我又一次来到了大巴山，来到了巴山火车站的烈士陵园。我已是五上巴山了。我知道，几乎在襄渝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都有这样的烈士陵园。那些烈士有集中掩埋的，有就地散葬的，还有许多无名烈士墓。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在襄渝铁路每一公里钢轨下，至少有两名死难者。

我是1981年参加铁路工作的。1979年这条铁路开通后，那些当年参加铁路建设的三线学兵已经回城工作了。我的一位师傅叫余庆华，1969届初中毕业生。毕业那年，她才十六岁。当时，陕西境内正在修阳（阳平关）安（安康）铁路，已经抽调了四十万民兵。加之陕北、关中、陕南都在搞水利建设，这些还没有上山下乡的学生就上了铁路建设工地。他们那一批去了一万人，后来的1970届又去了一万五千八百人。这些学生按照部队编制，组成了一百四十一个连队，其中女子连二十六个。有一百一十九名学生再没有回来。

余大姐所在的连队，在紫阳县麻柳乡修铁路。那地方谷壑纵横，河流湍急，荆棘丛生。山里没有公路，施工机具和生活物资运不进去，修一公里铁路要先修三四公里公路，那是完全用双手和双肩开路的。打炮眼，人是悬挂在半山腰的，一把钢钎，一把铁锤，人飘荡在山腰上像树叶一样。她小时候连放鞭炮都要捂着耳朵躲到一边，而那些装着几公斤几十公斤火药的炮声一炸响，战友们都跳出壕沟，像是战场上的冲锋。当时，山里没有电，满山都是帐篷和石板房。两人共用一套被褥，蚂蟥钻到肉里吸血，衣服上沾满了虱子。平时大多吃白米饭，几乎没什么菜。因为蔬菜从山外运进来，等分到连队的时候，大部分已腐烂了。尽管如此，战友们斗志高昂。举镐似弯月，落锤若流星。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工作和生活似乎都是诗意的。

麻柳车站我去过，与巴山车站仅一步之遥，中间隔着一个松树坡车站。那个车站北有何家湾四线隧道，南有邬家湾隧道，中间是铁路大桥，车站就建在桥上。那里的山坡也有一座“永垂不朽”的纪念碑，掩埋着十八位铁道兵烈士。麻柳车站有闻名巴山的“隧道书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还有“只争朝夕”“风流人物”的横联。大气磅礴，气壮山河。那是那个时代镌刻在大巴山上的记忆。

巴山烈士陵园也有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里的三十二位烈士坟墓，是用水泥箍抹的。三排墓丘，呈波浪状曲延起伏，黑色的大理石碑文有半个斗方大。在第一排第一座墓碑上，有这样的碑文：吴三珍，女，十八岁，四川省达县铁子人民公社十二生产大队人，1970年参加襄渝铁路西段会战，1971年2月5日在施工中光荣牺牲。碑文是由达县民兵团和通江县民兵团合立的。

当年铁道兵修建襄渝铁路，共部署了八个师，二十三万六千兵力。同时，四川、陕西、湖北发动了六十九万民兵。由于阳安铁路正在建设中，陕西白河县的铁路是由湖北民兵支援的，镇巴县的铁路是由四川民兵支援的。在白河县泰山西南的山坡上，掩埋着六十六位鄂西人。而镇巴县巴山乡的这面山坡，埋葬的是三十二位巴蜀儿女。

那些碑石上的文字简单了些，以至于我只知道这些烈士是“在施工中光荣牺牲”。我想弄清这些英雄的人们是怎样牺牲的。大巴山有地震带，岩爆区，胶泥漂，有些地方一捅就塌，因隧道爆破、桥梁垮塌和患肺硒病死亡的最多。从那些有限的资料图片中，我知道了，这些烈士还有因山洪暴发跳入河中抢救战友和国家财产牺牲的；还有因泥石流掩埋浮石坠落牺牲的；还有因日夜劳累双目失明积劳成疾死去的；还有的是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停止呼吸的……

本来，我想把这些烈士的名字，连同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碑文一一列出来，我害怕人们会把那些应该铭记的人和应该珍视的精神习惯性地忘却了，但我最后还是删掉了。因为在我元宵节那次来巴山的时候，看到那些墓冢周围的树枝上，挂满了一串串灯笼。秦人和巴人的风俗一样，元宵节都要到逝去的亲人坟上挂灯。那天，巴山飘着细碎的雪花。但在那春天里的冬天，在那些波涛起伏的墓丘间，我看到了有青青的小草从裂开的缝隙中破石而出，也有红艳的小花随风摇曳着。最艰苦的地方孕育着最坚强的生命……

1979年12月，襄渝铁路全线开通了。三十六年过去，为了这条大动脉的安全畅通，许多人同样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牺牲……

襄渝线上的隧道和桥梁首尾相连，那是一条“空中铁路”和“地下长廊”组合的神奇的天路。特别是在陕西境内，二百六十四公里的铁路线，桥隧总长二百零六公里，有一百八十六座隧道，二百五十座桥梁。最长的隧道，最高的桥梁，最大的坡度和最小的曲线半径都在这里。麻柳、松树坡、巴山车站，因为气候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恶劣，曾被称为“三座监狱”。

大巴山隧道是襄渝线上最长的隧道，五千三百三十米。这座隧道洞口流泻着四条水。东边山谷中奔腾而下的是黑水河，西边山岩上挂着一条瀑布，另有两条水是从隧道两边的导流渠口流出的。大巴山隧道本身就是一个“地质博物馆”。就说暗河吧，有滴滴答答从洞顶渗出来的水，要用半个管子镶嵌上去导入侧沟；有哗哗啦啦从洞壁上流淌的水，要用石槽铁槽接上水口导入侧沟。最要命的是钢轨下面暗河涌流，路基路面总是翻浆冒泥，塌陷下沉。曾有日本专家到这里考察，给大巴山隧道判了“死刑”，说这里是铁路的“禁区”，要么报废，要么改线或重建。大巴山隧道成了襄渝线上的一块心病。火车跑到这里要限速十五公里，甚至限速五公里。

负责这条隧道养护的工长叫解和平，陕北人，个子不算高，身板有些瘦削。他知道，在修这条隧道时，铁道兵死了一个班的战士。且不说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那些死难者的灵魂，也一定要把这条隧道整治好。这个从陕北走来的汉子，就是不信那个邪。把铁道兵出洞运渣的豁口连起来，砌了导流渠，那是他们给水修的两条路。在暗河涌流的地方，架设了整体道床，那是他们在暗河上搭建的桥梁。洞内没有照明设施，潮湿阴暗。特别是当火车通过的时候，浓烟弥漫在洞里。长长的火车像一个巨大的活塞，列车一出洞，那抽拉出的冷风，使他们三伏天都得穿上厚毛衣。解和平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常年在这尘雾茫茫的“长廊”中工作，那些号志灯像是萤火虫串连的灯带。进洞是黑夜，出洞是黑夜。进洞的时候个个提着精神，而等出洞的时候却像害了一场大病。解和平整天一身泥一身水，大家都叫他“钢筋混凝土”工长。

夏秋季节的防洪是养路工最紧张的事情。一到下大雨，解和平就吃不好睡不好了。人在床上躺着，耳朵却长在铁路上。有一次，妻子做好了饭，是他最爱吃的韭菜饺子。看到他拖着疲惫回来了，妻子心疼，希望他能香香地吃上一顿。可窗外下雨了。雨越下越大，他也吃得越来越慢，最后竟呆呆地捏着筷子不动了。他对妻子说：不行，我得到防洪点上看看去。那一夜，他没有回家。第二天，工友们发现一个浑身泥浆的人，蜷缩在一个装有棉纱的柳条筐里，身旁的号志灯还亮着……解和平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什么管理方法，也不会讲大道理，但这个人就是带头干，就是拼上命干。有一次抢险，一根钉子穿透了脚心，他用毛巾包扎了一下，干得更猛了。就这样，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2008年9月，解和平退休了。大巴山隧道从最初的限速十五公里，到常速六十公里，到提速至九十公里。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如今，他住在安康，儿孙绕膝。因为腰肌劳损和膝关节风湿，他很少再回巴山。但他给巴山留下了一句话，那句话成了巴山人的“家训”：巴山条件虽然艰苦，但它在祖国的版图上。铁路修到这里，总要有人来养护。我们不来，别人就得来。在一天，就要干好一天。

黑水河钢梁桥高一百零三米，长七十七米，架设在悬崖峭壁上，是襄渝线上最高的钢梁桥。从桥上往下看，那狭窄的山谷中弥漫着迷茫的雾气，只听淙淙的流水声，却不见谷底的水和石头。当年架设这座桥梁时，采用的是拖拉法。钢架钢桁在工作台面上拼装，桥体是用滑车绞车组升吊的。可在吊装的过程中，整个桥体轰然坍塌，有二十六名铁道兵战士壮烈牺牲……巴山的雨水多，一年中有半年都是雨季，钢梁桥要经常除锈。入川出川的车流密度也大，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那火车的装载重达几千吨，桥梁上下震动颠簸，那些螺栓构件也要经常紧固更换。

负责钢梁桥维护保养的是一群女桥梁工。这些女工是从关中和陕北来的，也有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从平原上都市里来的这些姑娘，别说吊在桥上作业了，就是站在桥边看都会瑟瑟发抖。头戴钢盔，腰系安全带，全副武装了，沿着云梯一步一步爬……当这些姑娘睁开眼睛往下看的时候，有人就趴在桥上哭了。但哭完了，还得爬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那高耸云端的桥梁上，她们的脚跟渐渐坚定了，她们的心跳渐渐平复了，从如履薄冰到如履平地。想想看，当一群女桥梁工像飞燕像云雀一般，在巴山之巅的钢梁桥上自如挥舞的时候，那是一道怎样动人的风景！

但正如迟子健在《群山之巅》中所说的：生活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普通人的欢笑和眼泪。且不说这里吃粮吃菜要到山外背，且不说石板覆盖的瓦屋透风漏雨，且不说当时没有电视，广播信号也是吱吱啦啦响，对于这些女工而言，最头疼的事还远远不止这些……

有一个桥梁工叫曹美英，家在西安市，丈夫是从陕北来的北京知青。从相识到相恋，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但巴山没有托儿所，火车又二十四小时在铁路上跑着，这小两口晚上就变着法逗女儿乐，不到凌晨是不能让孩子入睡的。第二天清晨要上班了，又怕孩子醒得早滚落下来，这个女工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之后又把自己拴在桥上。等下班回家的时候，那个可怜的孩子已哭得哭不出声了。等孩子长大了，该上学了，巴山只有万源有一所寄读小学。每个礼拜一，要把孩子送到那趟通勤通学的慢车上。有一次，孩子在车上睡着了，坐过了站。母亲没有接到孩子，急得几乎要发疯。当孩子又乘了那趟慢车折转回来的时候，母女俩在月台上抱头痛哭。后来，这女工把女儿送回北京姥姥家了。这一别，就是二十年……“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每当想到这个女桥梁工的故事时，我的耳畔就会响起刘禹锡的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