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为什么要重写“十三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威塞尔曾说，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为了铭记历史、不忘国殇，纪念12.13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由著名导演张黎执导的热血抗日大片《四十九日祭》将于12月1日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本剧是电影《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版，其故事发生地点与拍摄地均在南京这座城市，因此，它的出现对南京城及南京观众有着别样的意义。近日，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此剧编剧兼原著小说《金陵十三钗》的作者——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扬子晚报记者 张漪

　　电视剧是什么风格？

　　深层次解读呈现

　　严歌苓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了二十多年。如今，严歌苓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尤其是在《梅兰芳》、《金陵十三钗》、《归来》等多部高水准电影大片的热映之后，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大师级导演眼中的“富矿”。这一次，她再度“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亲自编写史诗大片《四十九日祭》，以审判形式清算日军罪行，向世界展现这段中国国家记忆以及灾难中的人性与情感。

　　谈及《四十九日祭》的作品风格，严歌苓坦言，其有意挖掘普世主题，吸引世界目光，既没有套用以往抗战剧的残酷搏杀，也没有重复电影版“十三钗”的苦难叙事，而是秉持严肃的历史观，拒绝市场绑架，对历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层次的解读与呈现。“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创作剧本，只要是自己的文字，我都会有种偏执，保持着内心的小清高，娱乐化、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

　　有什么新内容加入？

　　参阅了多本史书

　　作为一名知名作家，想要改编严歌苓作品或找她写剧本的人很多，其选择空间很大。但写完电影版《金陵十三钗》后，为什么她还要重写这个戏？对此，严歌苓表示，“电影的长度和篇幅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杀六个星期前前后后的故事全部反映出来。我想尽量表达一个完整的前史与后史，希望能将手头上掌握的历史资料全部写进去。对于一些‘原著党’来说，电视剧的改编可能更接近小说的描述。另外，我觉得一个故事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写，不必拘泥于讲故事的方式或形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无法忘却的一段历史，重写《四十九日祭》时，严歌苓参阅了大量的史料，过程中，她发现，“在创作这部电视剧之前，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好几本史书。一本来自我的一位远房亲戚，在南京大屠杀时期，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卫生部军官。原本，他打算带着伤兵队伍撤离南京，但最后来不及了，只能躲在安全区。当时，他写了一本日记，把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如实记录了下来。这个是我无意间得到的宝贵历史资料。还有就是当时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他写了自己在中国五十年的经历，其中就有很厚的一章是记录南京大屠杀的，里面包含了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所见所闻、与同事的谈话等等。看完这些史料后，我又重新添加了很多细节在《四十九日祭》之中。比如，我把后人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怎么追寻、怎么缅怀，特别是如何看待剧中几位妓女的态度也放了进去。”

　　日本兵为何没名字？

　　这是有意为之

　　无论是《小姨多鹤》、《铁梨花》，还是《陆犯焉识》，女性视角一直是严歌苓作品的一大特色。在《金陵十三钗》中她又是用怎样的女性视角看待战争的呢？对此，严歌苓表示，“我挺擅长这种写法的，用个人史和国家大历史交融起来写女性人物。像《四十九日祭》也是遵从了原著的叙事角度，以一个小姑娘的角度来讲述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美丑。而且，女性是战争当中最柔弱的生命，她不仅忍受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欺负，她的肉体还要变成牺牲品，放在了战争的祭坛上。我觉得，这是所有女性在战争中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可以说，女性是战争的终极牺牲者，又是战争的第一抚恤者，在没水没粮的绝境中，她能为我们的士兵带来一丝温情。”尽管严歌苓小说多数关心人性和命运这两大主题，但是在《四十九日祭》中她却鲜少正面写一个日本人，他们很多甚至没有名字。对此，严歌苓表示，这是她有意为之。“我要突出的是这些女人的行为，教堂里面发生的事件，还有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后地步，她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击。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日本人没有必要着太多的笔墨正面写，他们那个时刻只是侵略军，受害者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对于在此浩劫中牺牲的人来说，他们也绝不会在死之前对日本兵说：‘请问你叫什么？’”

　　为什么写南京大屠杀？

　　为了记住这段历史

　　关于重笔书写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严歌苓表示，“以文学作品或纪实文学作品来写南京大屠杀那场浩劫，其实也是要让日本民族必须承认我们有这段历史。”不论是《金陵十三钗》原著，还是电影，抑或是电视剧《四十九日祭》，这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皆在于如何展现“孤岛”环境中人性的轻重对抗。

　　对此，严歌苓表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对肉体的摧残、民族尊严的侮辱，而是生死抉择面前，任何身份、阶级都将无效。所以，我把女学生们对妓女的世俗成见和仇恨，放在一个小空间里，让她们彻底爆发。比如，当赵玉墨这些秦淮河头牌走进教堂的时候，孟书娟这群女学生便感到十分羞愧、不甘、厌恶，甚至用恶毒的语言揭开窑姐的身份低贱感，以保护她们之间的区别。当然，孟书娟对赵玉墨的‘仇恨’，此时尚未铭刻上‘商女不知亡国恨’这样宏大的时代印记。这只是一些懵懂的片段，和来源于世俗社会的认识。不过，战争把这两个女性群体的贵贱之分抹去了，这是个很难接受的残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