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码头一别：这一生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南京码头一别：这一生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口述/梁尚智 整理/韩凯/

　　中新网南京3月29日电： 经过战乱年代，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随教育部迁回南京。

　　迁到南京，家人住在日本人留下的一处四合院。爸爸嘱咐我：“要听从学校的安排，什么政治活动都不要参加。”尔后，学校发生了同学被杀的命案，搞得人心惶惶。托爸爸朋友买了船票，我从重庆回到南京。

　　1946年夏天，爸爸的老乡、小学同学胡仁奎叔叔，带全家暂住我们这里，还跟有两个警卫员。爸爸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他实际上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的“红色特工”；在抗战初当过晋察冀边区政府副主任。两家人虽属国共两派，在一起相处也和和气气，各忙各的；交谈的内容从不涉及政治话题。后来才知，他在南京是直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解放初，经他介绍，我这个国民党家庭背景的人嫁给了彼此都熟悉的同乡、时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韩纯德。

　　11月中下旬，我即随东北大学的同学们，离开南京返回东北。临行那天，正赶上到处在给蒋介石做寿，沿街十分热闹。爸爸、尚勇和胡叔家的孩子一同到码头为我送行。爸爸拉着我的手，认真地嘱咐我说：要常给家里写信，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今后做个人的人生规划，选择专业时，可以考虑当老师和医生；不要早谈恋爱，要找个各方面较成熟的人。尚勇弟当年十六七岁了，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再说：“姐姐，再见！姐姐，注意身体！”

　　我们坐的是一艘美式的登陆艇，师生们挤在甲板下边的船舱里。刚上船，学校就发给每人一套肥大的黑色粗布棉服。船经过上海，入东海、黄海、渤海，经几天几夜航行后，到葫芦岛军港下船，转乘一辆没有暖气的破旧火车，赶上12月的天气，足有零下十来度。回到沈阳，学校宿舍楼里，水冻成冰，冰冻成棍，冷的够呛。妈妈知道情况后，马上寄来呢子大衣，自己的皮袍、毛裤等衣物；还几次寄来钱，让我买了皮靴等防寒物品。穿上母亲厚厚的皮袍，暖在身上，也暖在心里。

　　当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学生上课很不正常，学校里两派斗争很激烈。我牢记着爸爸的话，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1947年，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猛烈，沈阳局势紧张，不少人都忙着往内地跑。爸爸从南京托人帮忙买了两张机票(我一个人害怕，叫上一位同班同学一起从沈阳到北京)。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东北大学又要迁回沈阳，我没有回去，算是提前毕业了。紧接着，我考入了1949年才成立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那时我得知，爸爸妈妈及尚勇已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尚仁妹因在校没毕业，也留在了大陆。

　　前台高官同胞姐弟久别分离，半个世纪后再相聚

　　南京码头的那一别，这一生，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1981年，我丈夫拿到一份台湾报纸，上面刊登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怕我伤心，将其悄悄放在柜顶，很久也没有告诉我。

　　1987年，尚勇率台湾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新闻社记者拍到他的照片，算是“见了第一面”。

　　直到2002年，尚勇随李焕一起率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大陆作学术交流，我们才在离别56年后第一次真正见面。

　　我父母是山西省定襄县人，十七八岁就结婚了，还是邻村的姨表亲戚。家里曾有过8个孩子，只有我们三姐弟活下来，父母分别取了“智”“仁”“勇”三个字。尚勇弟小我7岁。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乱世中东奔西跑，他也跟着受了不少惊吓。

　　我曾计划赴台探访，因年迈不便，在办理赴台手续的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计划。

　　那些年，我们时有通信和电话联系，特别是节假日一定要相互问候，聊聊家常。今年春节我们通话时，还高兴地相约争取机会在大陆见面。真没想到，那次通话竟然成了诀别。尽管他已85岁了，但我对他的离去还是感到很悲痛。

　　孩子们赴台奔丧，代表我和尚仁妹两家人送别了尚勇。近两个小时的葬礼在台北的连绵细雨中举行，分为家祭和公祭。孩子们在台三日，一家人难得相聚，共享血浓于水的亲情。他们还回了父亲写的《梁贤达八十回忆简述》的复印件。细细阅读，感慨不已，既更加体味到父母一生艰辛曲折的不易，也为终生没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而深深内疚，更感谢尚勇一家在台为父母所做的一切。(编辑/郭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