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谈中国民企历史:“84派”的六种模式

22.02.2016  19:02
  1月20日的亚布力论坛上,有一场对话主题为“当’84’派遇上’92派’”,王石、李东生作为“84派”的代表,冯仑、陈东升作为“92派”的代表,一起回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对话中有很多有史料价值的回忆。   以下是陈东升的演讲:   陈东升:我们几个名字叫东生(升)的,王东生,陈东升、李东生照过一次相,他们都是做实业,我不是,我还是很惭愧,敬重实业家。我认为实业家更不容易,李东生的起家于“84派”成就于“92派”,你是双跨。   84派怎么来的?柳传志有次跟我们讲,你们别“92派”了,我比你们还早,邓小平两次南巡,84年南巡产生了“84派”,我们是“84派”。   改革开放开始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诞生了一批企业家最后成就下来的五个模式。   1、鲁冠球 模式,乡镇企业最后成功变成自己的。反正哪个时候乡镇企业搞不清楚,最后变成自己的,法律上讲也没什么瑕疵。   2、柳传志模式,开始是国有企业,做好以后奖你35万,变成资本家。(MBO)。包括包括李东生和柳传志当时都做的很好,这是第二类成功。   3、张瑞敏模式,张瑞敏今天还是集体企业,无论下面的子公司是谁的,上面的集体企业的盖子还是盖着捂着,没有动。   4、王石模式。为什么我一直推动王石大哥,他的道德力量很强。我老讲,我推崇王石,万科是国有企业,但是做成中国、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企业,王石有各种机会,变成他的公司。他也想,也可能没想,我可能比他庸俗,他比我高尚,我老想他是不是有过(变成自己的公司的想法),但最后结果是高尚的。(众人笑)所以我一直推崇王石,我讲“84派”……   王石:我一直很庸俗,这是冯仑的阴谋,把我挂到墙上。   陈东升:92年之前真的是好多模式,最成功的模式是鲁冠球,第二成功是东生和柳传志,第三是张瑞敏,因为人家是有产权的。第四是王石,其实王石挺屌的,“”用湖北话就是很傲,所以他越傲我越喜欢他。   还有两个不成功的模式:   4、仰融模式,是自己做起来的,又戴了一个红帽子,不清不白。在西方,国家给了一个红帽子,但是是一个空壳,最后被企业家做成功了,带来的财富应该是谈判制、分享制,这才是成功。但是薄熙来厉害,要抓仰融,仰融跑了,所以我觉得养融是不成功的。   5、褚时建模式   还有一个更不成功的,就是红塔山的褚时建模式。我吹牛说,我在89年搞工业四十年展览的时候,褚时建扒着我来(希望参加),当时给我批了一万条小香烟,就是送钱啊!(众人笑)   但是我对褚时建很佩服的是什么?当时的国烟是云烟,云南卷烟厂是国有企业,玉溪卷烟厂是地方的企业,如果今天按照现代企业奖励他10个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拿了1500万美金就跟兄弟们分了,就是犯罪,所以就变成了中国民营企业一个巨大的伤,就是你从法律上该惩办,从道德上会获得所有人的同情,为什么褚时建到今天王石老去看望他,他跌到人生最底,但是反弹最强。   陈东升:92派创业哪敢给领导送钱,顶多送两条烟   所以我讲“84派”是一个浑沌,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但是你们由于没有制度的保障,就产生了我所说的六种模式,四种成功的模式、二种失败的模式。   其实我的成功原因,我曾经讲过几句话,92派的成功,是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   很多人批判我们92派,说你们有资源、并且行贿受贿。其实外界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当时办企业,顶多给领导送几条烟,当时社会没走到这一步,哪敢说给现金?敢都不敢。第二,我们也没有钱,很多人说“92派”和政府勾结,我从来不吭声。   “84派”确实是改革开放带企业家,企业家回来了,但是没有现代企业制度,“84派”是悲怆的、厚重的。到了“92派”我讲我们是现代企业的试水者,92年出台了两个条例,股份公司条例、有限公司条例。93年《公司法》,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   今天给你们讲这个历史。其实,87年就把这两个文件做好了,92年再把它拿出来的。   在1985年在一次会议上,农村改革之后的第二个改革就是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当年整个是承包制,承包制专门讲承包。蒋一苇是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当年的地位非常高,但是由于早年癌症去世了,所以很多人把蒋一苇忘掉了。当年蒋一苇讲承包,还有杨培新,今天还在。蒋一伟、杨培新讲承包。但是承包带来巨大的问题,所谓的马胜利,当年这些都是承包者,走不动。   承包制走不通,就考虑走股份制。有一天在国务院会议上,袁宝华(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和当年的总理说股份制是好东西,这个事情很新。国务院开完会议之后,总理说,你们留下来,研究股份制。股份制严格讲应该是87年做好了,但随后总理当了总书记,新任总理就搁置了。   所以到92年的时候邓小平一南巡要,搞改革,当年的常务副总理,听说早把文件搞好了,87年就把这个文件做好了,92年就把它拿出来的,通过人大太复杂,国家改体委在92年颁布了颁布了《股份公司试行条例》。   那两个文件出来,我的眼睛瞪的大大的,像学习毛主席红宝书揣在我的皮兜里,光明日报的报纸。我今天敢吹牛说当时其实看不懂,什么企业的分拆、关闭,稀里糊涂,所以嘉德拍卖完全是抄的,自己没搞懂抄上去,抄了就报,所以“92派”为什么叫现代企业的试水者。   当然我更佩服冯仑,他是92派南派,我们是北派,田源、我、毛振华拿着2个文件,我们用半年的时候搞了三个“中国制”的公司,“中国制”的公司是什么?国家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拍卖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公司,只有武汉大学老的三剑客,半年时间做了三个中国制的公司。后来就不让带“中国”字样了,我批泰康人寿这么大的企业没有“中国”,而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但是嘉德是“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我们三个人搞了三个“中国制”字头,这两个文件帮助很大。   还有冯仑是南派,还有广昌。我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波”创业潮,张维迎也提,很多人提了很多理论,我今天还提,陈东升的理论是最对的,我是从企业产权这个线索提出来的,就是“84派”、“92派”、海归派。   陈东升:海归派最大贡献是引入了创始人制度、估值、融资制度   海归派的伟大在那儿?比我们更进步,因为人家有founder,我有一个idea值一千万,一下子5万钱变成一千万,你拿200万,占20%,我还剩80%呢。我出5万块钱占80%,出200万的只占20%。   ​海归派对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引进了创始人制度。还有一个是团队的期权制度。后来看到马云、张朝阳气死了,我创三个企业我是不是当时自己都可以不出钱,(只出Idea)可以占30%、40%,当然,历史不能追溯。   但是我一想,这个企业我当老板,最后是用钱把股份买回来了,企业是我的了,回头再看王石、褚时建、仰融,我比他们来说又是太划算了。(众人笑)。所以我说冯仑说原罪是伪命题,如果按照期权制度我亏了,王石亏得更大,但是历史不能重复。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十年前,84派厚重、悲怆,92派责任、成功,到了海归派,新锐、阳光。这是三代。有点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