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0多件新文物从何而来？
展厅里老兵的雕塑。 倪征日奥女儿接受采访。 特别介绍 新展厅展出的6200多件文物、史料和档案中，包括195个人物和事件，有些故事您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 新展厅的6200多件文物、史料、档案，早已度过数十年的风雨沧桑，它们又是怎样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呢？这不能不说说其背后的故事。 跑遍国内国外，发动民间藏家征集 2013年12月，新馆工程启动建设，朱成山被任命为纪念馆扩建工程展陈指挥部指挥长。“接了这个任务，我感觉当务之急就是征集文物。”朱成山回忆说。南京市委、市政府非常支持，拨出专款给纪念馆向全世界搜集文物。“当时我们人手不够，纪念馆就留下1个馆长，聘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社科院等单位专家一起，分成7个文物征集组，每个组负责3个省，去年春节一过，就向全国撒开了网。”朱成山记得，他们前后去了全国的21个省(市、自治区)和60个城市，数不清的乡村和城市大街小巷。 纪念馆同时发动了国内的民间收藏家帮助广泛征集文物。比如东北的民间收藏家张广胜和詹红阁，云南腾冲民间收藏家吴绍福、贾志伟、戈叔亚，成都民间抗战老兵会会长杨红雷，常州的民间收藏家陈汉卿，南京的民间收藏家郭永柱、韩传寿、徐雷等等，他们为纪念馆征集到了成百上千件文物、史料和档案。 除了国内，纪念馆还把目光撒向世界。朱成山说，他们发动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帮忙搜寻与中国抗战胜利有关的文物，包括日本友人大东仁先生，美籍华人鲁照宁先生等。后来，直接派人去了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征集相关的文物史料。 美籍华人鲁照宁先生曾向纪念馆捐过550件文物史料，有近百件在新展厅展出。这次回国参加新展厅开展仪式，又带回145件文物史料。其中，他最珍爱的是收集到的那套日本在环太平洋各地投降的原版胶片，由美国城堡影片公司在1945年发行。“这是人类的胜利。”鲁照宁说，相信每一个观看者都会被当时的气氛所感染、都会被深深触动。 坐着拖拉机出村赶汽车 在“不屈的抗争”展区，观众们会看到一辆军用吉普车。军事爱好者一眼便能认出：这是一辆威利斯野战吉普车，当年是驻滇缅盟军和中国远征军常用的。“是我和朱成山馆长一起在云南腾冲找到的，由当地文物收藏家从缅甸弄了过来。”纪念馆保管科副科长孙红亮说，去年初，他们刚看这辆车时，它正停在一个汽修厂内，令人对其是否原装充满怀疑。经过认真比对，确认外形、发动机、大杠等主要部件都符合历史数据，仅篷布、座椅有更换，但为谨慎起见，还是请了专家鉴定，确认了它的真实性。 纪念馆保障处唐传贵处长和资料研究员张国松说，每到一地，他们都会去古玩市场“淘宝”。合肥的收藏家叶涛听说他们为新建的抗战胜利纪念馆征集文物，主动帮忙。叶涛专长钱币，发动圈内人最后竟搜集到270张日本军用手票。“这种日军手票是日军为了搜刮占领区的物资财富，筹集军需而发行的一种纸币。我们以前也有，但只有几张。” 在“争取持久的和平”板块，一艘“和平之船”上展示着648位抗战老兵的手印，有姓名和编号。91岁的抗战老兵刘连生现住在河南南阳金华乡郑张营村熊庄，抗战胜利时，随部到南阳押送日军到郑州受降缴械。“为了他的手印，我们坐了3小时的大巴，近2个小时的中巴，然后到乡下，没交通工具到村子，他儿子开着小三轮来接的，我们3个男人挤在后座上膝盖挨着膝盖，屁股搁在不到10厘米宽的车板上，稍不注意就掉了下去。”张国松说，回来的时候也没车，正好他儿子开着拖拉机要去卖粮食，我们3个男人坐在满车的玉米上，赶到车站时都到半夜了。 没想到能征集到12000多件文物 “这一年多我们征集到12000多件文物、史料和各种档案，真是没想到。”朱成山说，有了这些宝贝后，我们开始研究，搞清楚它的形状、材质、功能，更主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历史故事，这很重要。比如有一个“饼干桶”，是二战时荷兰制造商制作的，上面印刷有参加《开罗宣言》的四大国领导人和国旗图案，但对中国用的却是清朝龙旗图案，说明那时的消息也是很闭塞的，荷兰人弄错了中国的国旗。 对这些文物，纪念馆多次召开研讨会，邀请国内顶尖专家进行解读，对展览大纲中的文物史料反复考证，必须搞清楚、弄准确，这是对历史负责。最后，经过筛选，其中的6200多件文物在新展厅中与观众见面。 百岁老兵于文瑞 从正门进馆，视线尽头是名被放大的一身戎装的年轻中国军人历史照片，以及这位抗战老兵向人们讲述当年历史记忆的铜制雕塑，他手上展示着一张侵华日军南京投降签字典礼的照片，上书“我们胜利了”。他们是同一个人——百岁老兵于文瑞。 朱成山团队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在石家庄访到了于文瑞。1945年8月，于文瑞在湖南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担任中尉排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包括于文瑞在内的30名宪兵和新六军的一些官兵，乘七架美式军用飞机飞往南京，参加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典礼现场的警卫工作。9月9日，签字典礼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即南京黄埔军校旧址礼堂)举行。于文瑞作为带班警卫，带领3名宪兵站在会场签字台出入口，见证了签字典礼的全部过程。 为了纪念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于文瑞在参加完受降典礼后，在南京大行宫的一家照相馆拍下了身着戎装的一张照片，被放大陈列于此。于文瑞老人回忆说，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代表当时低着头，弓着身子进入会场，对中国人双手贴膝鞠躬。“那时的感觉就是：我们胜利了！”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简单，朴实，感情真挚”，朱成山说。一个宏大的展览从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开始，从点到面展开叙述，便于人们记忆。于是，于文瑞，这名普通老兵，成为序厅的主角。百岁老人的第一尊雕塑，是由北京工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邹峰精心创作的真人雕塑。 东京审判检察官倪征日奥 在“正义的审判”部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几乎有一个“专柜”。这里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打字机、轮椅、眼镜、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等十几件物品。这批文物是倪征日奥之女倪乃先10月刚刚捐赠，尚未来得及进行文物评级。不过，朱成山说，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倪老当年在东京法庭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和装文稿等物品的箱子，因为其历史价值巨大，必定会被评为一级文物。 设计精美、制作精良，保养得很好，连键盘字母依然十分清晰的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是世界上大名鼎鼎的“Hermes”牌(爱马仕)。更重要的是，倪大法官在东京审判时使用过。而与之相伴的一件文物，是一大袋牛皮纸包，上书“妥为保管”，这是倪征日奥手书对自己和他人的提醒。纸袋内装着从爱马仕打字机上敲打出来的大叠庭审记录手稿。这一大批珍贵文物为何赠与南京？ “倪大法官在世时，我们就很熟，我多次去过倪家拜访，两次邀请倪老参加在京举办的临时展览开幕式，倪老先生去世时，我专门去北京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他女儿倪乃先与我也是10多年的老朋友。”10月，朱成山到北京开会，发现宾馆就在倪乃先家附近，他也没打招呼，就登门拜访，恰好倪乃先在家。老朋友相聊间，朱成山谈起正在扩建中的三期新展厅陈列，倪乃先便拿出父亲的各种物件给他看。那台打字机朱成山见过，“有一次我去看望倪先生，他正在用这台机器打字，这台打字机陪了他一辈子，我还与他在打字机旁拍了合影”。而一纸袋的东京法庭庭审记录，倪乃先说父亲从不示人。朱成山说，这些宝贝给我们新展厅吧，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去处了，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也是对倪大法官最好的怀念。倪乃先在情感上虽有些不舍，但最终决定将这些文物交给纪念馆。 石美瑜珍藏的“南京判决书” 有感情，好办事。没有感情基础的，朱成山会被“面试”。 清秀毛笔书写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判决书正本”……在“南京审判”部分的文物组合中，有一批判决书底稿原件陈列于展柜中，均为一级、二级文物。原先，南京只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部分判决书的油印稿，而此为底稿原件，均来自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先生，其珍贵程度殊不一般。石美瑜，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组织法庭调查，收集了1000多份幸存者口述记录与外籍人士证词，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战犯绳之以法。 朱成山介绍，石美瑜虽然公认是审判日本战犯的大功臣，自己私心却总对冈村宁次等战犯未被判刑而备感愧疚。在复杂的内心状况下，他珍藏着大批判决书底稿，没有交给官方。跟随蒋介石赴台时，专门用一只皮箱装着带去。他对儿子石南阳交代：这批资料要交给懂得历史的人，否则宁可付之一炬。一位在南京的台商告诉担任律师的石南阳：南京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你可以去看看。于是，石南阳借到大陆旅游之际造访纪念馆，拜访朱成山馆长，但见面时并未提及家中珍藏。 “其实他是面试我来了，看我、看我们纪念馆是否值得托付。”面试通过，石南阳回台后不久即写信过来，表示要捐赠父亲这批史料。他说，“不容青史尽成灰”。 在2004年12月13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石美瑜遗孀石沈和玉、之子石南阳，专程从台湾赶到纪念馆，捐赠117件珍贵文物资料，有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起诉书、判决书、会议记录、询问记录、照片、书籍等，其中包括该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的判决书原件。 对“南京大屠杀头号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是这样记载的：1937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罪行，是由谷寿夫率领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会同中岛的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牛岛的侵华日军第十八师团、末松的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所共同犯下的。根据审判法庭的调查，在1937年12月12日到21日期间，日军仅集体屠杀的南京军民就达19万余名，慈善团体零星收集统计的尸体有15万具之多，遇难总数在30万人以上。该判决书的卷尾，还附有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民众指证的死亡名单。这次新展厅布展过程中，朱成山戴上白手套，逐一挑选了25件，作为重要历史文献展示了出来。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于英杰王拓王晓映颜芳 实习生蒋文超新华传媒视觉中心记者余萍吴俊万程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