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新区档案馆树立“大档案”意识为抢救性保护地方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镇江新区档案馆自抢救性拓片采集本地碑刻文化信息以来，碑文的考证和研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这项工作异常艰辛，不仅要有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历史，以证据说话，来不得半点虚假。截止目前，镇江新区档案馆共采集拓片78幅，实地拍摄图片150余幅，并对内容进行实录、考证。其中对位于姚桥镇华山村的两块碑刻信息进行了重点考证和研究。一块是字迹严重湮灭的明代天启元年的古碑，高193厘米，宽99.5厘米，厚24厘米。曾被民间学者考证为“华山张王庙记”碑；另一块呈半圆形，从型制来看是一块碑额，刻有 “邑侯杨公清理华山庙基碑记”十二个篆字，三面雕有龙纹，高58厘米，宽101厘米，厚26.5厘米。两块石碑分身异处，曾被弃于河塘边填道三十多年，导致碑额残破、碑身大部文字湮灭难考。尽管如此，这块明代古碑亦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曾吸引无数的民间学者、文史爱好者与文保志愿者前往驻足流连。尽管碑身上的文字因风化湮灭，即便用薄如丝绸的皮宣拓片也很难完整拓出，但局部拓片上依然清晰的辨认出“庙基碑”、“邑侯杨公”、“天启元年仲冬榖旦”、“邻治乡官虞大复、陆彦章、董其昌、陈平渡”、“治下乡官”、“贡生”、“监生”等字样，给人们留下悬念和无尽的遐想。

　　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张王别庙，本县有三……一在华山，祭典最盛。庙有香鼎，视其识，宋建中靖国辛己（1101）所铸，则南渡以前既有祠矣”。大帝庙，又叫张王庙，始建于南朝。明天启元年（1621）重修，清咸丰十年（1860）被太平军焚烧，同治初重建，抗日战争时被日本侵略军彻底烧毁。光绪年间的《丹徒县志》上有 “华山张王庙记”的简单记载，实碑中出现的“天启元年仲冬榖旦”字样，与县志记载的年份相符，但与实物碑额名称不符。由于碑文关键文字的湮灭，仅凭这些记载，无法判断该碑额、碑身是否原为一体。此外，由于碑文中有“董其昌”等人的名字，有人认为此碑系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所书；而碑文中出现的“邑侯杨公”则有人认为是乾隆甲午科举人杨元盛，认为镇江东乡华山村只有杨元盛才有资格称“邑侯”和“杨公”等等。近年来，关于该碑额与碑身引发的推测和争议一直不断。

　　我馆自抢救性拓片以来，与一批文保志愿者，共同研究这块明代古碑拓片，多次实地考证，并请资深摄影师用高清数码相机在不同的温湿环境下拍摄图片，将图片放大后一边抠字辨认，一边通过图书馆查找史料，并走访调查，寻找知情者。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镇江新区档案馆和我区文史爱好者杨俊达等先生的共同努力下，考证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

　　一是碑文考证有了新进展，终于较为完整的辨认出碑文落款：“奉训大夫湖广夷□□知州治生孙云冀顿首拜撰”等文句，明确了碑文撰写者为孙云翼而非董其昌；辨认出“邑侯杨公”即为“侯名金通，别号蜀亭”、“乾隆府志称“巳未”年）进士，升礼部主事等字样，根据这些关键字句，利用地方史料展开查考。

　　二是根据碑文新发现，查考证据。通过查阅史料，碑文中的虞大复、陆彦章和董其昌等均为明代地方官员，其中，碑文撰写者孙云翼为万历十九年举人，历任广东龙川知县、彝州知州、陵州知州，丹阳人。据《乾隆镇江府志》“明·丹徒县知县”记载，碑文中的“邑侯杨公”，为杨金通，字蜀亭，孝感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年进士，是明代丹徒知县，由此清楚地表明“邑侯杨公”即为明代丹徒知县杨金通，此亦表明了该碑身与碑额的密切关系。奇怪的是清代光绪年间的《丹徒县志》未将该碑文记入，而将碑名改称“华山张王庙记”，是否与碑额上的“清理”二字有关，就无从得知了。

　　三是走访调查知情者。根据今年88岁的原“大帝庙小道士”，华山村民李某等人讲述，他们亲眼所见该碑身和碑额原为一体，曾立于华山张王庙前的响水桥畔。“破四旧”时被“造反派”推倒，弃于黄花塘边填道做码头。据调查，该碑身、额首于2000年初，在姚桥镇华山村南河塘岸边发现后打捞移出。

　　四是经过多次测量，碑额为母榫，碑身为公榫其深度、高度、宽度等，榫卯尺寸较为吻合。根据以上查考，基本证明华山村明代古碑额与碑身系为一体“原配”。后经有识之士和华山村委会的共体同努力，现已将古碑碑身与碑额卯合，竖立于姚桥镇华山村，基本恢复了古碑的历史原貌。

　　碑刻拓片信息的采集进馆和碑文的考证工作，是我馆树立“大档案”意识， 构建“大档案”格局的又一次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特色档案馆藏、体现档案存史功能与价值，提高档案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更有助于推动和保护东乡历史文化遗产，为挖掘和传承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开启良好征程。镇江东乡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碑铭石刻非常丰富，这些金石文化是我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人文、历史变迁情况，为后人研究当地政治、历史、文化、民俗、宗教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