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前老档案揭秘通奸事件 男女私奔到燕子矶渡口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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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晚报网11月24日讯 （通讯员 李自庆 记者 罗双江）因为通奸而获刑，在现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刑法没有对这种行为作出处罚规定。然而，在60多年前，这种行为却被判了刑。日前，记者从南京鼓楼法院发现了这样一起罕见的老案件，一对男女私奔出逃，在燕子矶渡口被警察抓了。与现在电脑打印的判决书不同，这起案件的判决书完全用毛笔和硬笔写成，且行文格式为从右到左竖写，某种程度上是一件打着时代烙印的书法作品。

　　 男子与朋友妻勾搭成奸

　　南京鼓楼法院的前身叫南京市北区人民法院，北区人民法院成立于1950年，是南京解放后成立最早的基层人民法院之一。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一名家住南京下关义民新村、名叫李长海的青年男子，怒不可遏地赶到中山北路245号北区法院办公场所，控告一个名叫陆正凯的男子，称该男子借自己在外经商的机会，勾引自己的妻子陈丽丽，并与之发展成通奸关系，破坏自己的家庭，希望新成立的人民法院能为民做主，严厉处罚陆正凯。对李长海的控诉，法院十分重视，并当即为其作了笔录。

　　没过几天，陆正凯和陈丽丽被传到法院，面对法官的讯问，两人对通奸的事实均供认不讳。原来，三十出头的光棍陆正凯是李长海的朋友，两人的家也相隔不远，李长海与陈丽丽结婚后，陆正凯仍常到李家作客，这样一来二往，陆正凯与陈丽丽就熟悉起来。一次陆正凯来到李家时，李长海当时正在外经商，于是他就和陈丽丽聊了起来，陈丽丽向陆正凯透露了自己与李长海系包办婚姻，两人感情不好，婚后不幸福的内心秘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陆正凯见有机可乘，便动起了陈丽丽的歪脑筋。陈丽丽经不住陆正凯的勾引，没过几日她便在自己家中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有了第一次的突破后，两人便一发而不可收。

　　 通奸男女被拘役后私奔被抓

　　那时南京旅馆不多，普通人更消费不起，陆正凯与陈丽丽私会大多只能选择在各自家里，时间一长，终被李长海察觉，并将两人捉奸在床。陆正凯、陈丽丽在交待完长期通奸的事实后，均在法院作出悔改承诺，其中陆正凯表示，从此绝不再破坏他人家庭，不再勾引陈丽丽，保证与陈丽丽断绝往来。陈丽丽也承诺从此不再与陆正凯交往，不做对不起家庭的事。法官在了解了事实，并对两人进行教育后，为严肃法纪，还分别对两人处以短期拘役。没想到，陆正凯、陈丽丽虽在法院承诺不再交往，但在两人被拘役获释的第三天却又开始见面，并变本加厉地偷情厮混，完全没把法院的警告当回事。一天，两人在干完苟且之事后，觉得这样的日子长了仍有可能被李长海发现，便商议私奔，永远离开南京，去陈丽丽在淮安的老家。

　　1950年5月25日天刚放亮，两人经燕子矶渡口摆渡去江北，准备到江北后再设法去淮安。但是，两人根本没料到燕子矶渡口有警察把关，对过往行人进行检查。当时，由于两人身上未按要求携带相关出城证件，故遭到当时的南京市公安局第九分局盘查。两人做贼心虚，便交待了因通奸而欲私奔的事实。公安人员在掌握两人的通奸事实并查获私奔现行后，按当时政策认定两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故将两人关押。因当时检察院尚未成立，公安在查明两人涉嫌犯罪的情况后，遂将审讯材料移交北区法院，并对两人提起控告，该控告类似于现行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起的公诉。

　　 法院审理后对两人判有期徒刑

　　北区法院安排主任审判员邓启奎、审判员陈季楠负责对该案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当时将刑案被告人称之为被告的陆正凯、陈丽丽，对公安控告他们长期通奸的事实，以及当初两人在法院作出的承诺及因两人私奔被抓现行的事实，均供认不讳。但是，被告陈丽丽辩称，自己与李长海的婚姻系包办，婚后双方无感情，其与陆正凯通奸及私奔，系追求婚姻自由，争取妇女权益，故不能认定为犯罪。而陆正凯则认为，自己是单身，有选择伴侣的权力，陈丽丽系自愿跟自己好，故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950年6月26日，北区法院以当年北刑字第四号判决书对该案作出判决，以被告陆正凯诱拐有夫之妇脱离家庭并与之通奸，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以被告陈丽丽系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共4页毛笔书写的判决书中，还专门用一段文字对陈丽丽进行教育，指出她即使与丈夫无感情，亦因先与丈大解除婚姻关系后再与他人谈婚论嫁，其在婚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与人通奸并私奔，系误解了婚姻自由，理当受到惩处。一审宣判后，二人没有上诉，判决生效。记者了解到，1950年5月1日，新中国首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当时南京妇女界还组织游行庆祝这部法律的诞生。实际上，面对不幸福的婚姻，陈丽丽此时完全可以选择依法解除，但她限于文化水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维权途径，选择了与陆正凯私奔，造成悲剧。

　　 新中国有刑法以来从未制定通奸罪

　　法院有关人士介绍，该案例发生在67年前，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南京也刚刚解放不久，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初期，尚无刑法等完善的法律规则。北区法院当时以通奸等判处陆正凯、陈丽丽刑罚，是以我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和相关政策作为依据的。我国历代法律都把通奸行为规定为犯罪。清朝的法律沿袭明朝和元朝的法律，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并可当场杀死通奸男女。民国时期1936年1月1日颁布的《刑法》中，才在“通奸”上出现了对等的处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奸者，亦同。”

　　新中国成立后，立法工作很快摆上议事日程。1954年9月全国人大建立后，在一届一次会议上即通过了宪法等5个重要法律，后来又着手起草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刑法首要的问题是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当时对通奸是否定罪争议很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刑法草案时，一些委员也坚持制定通奸罪。当时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彭真明确表示，不能笼统地规定通奸罪，理由是一则行不通，二则易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利少弊多。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颁布，该法规定了重婚罪和破坏军婚罪，但却没有规定通奸罪。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立法体现了时代的进步，避免了刑法的滥用。（文中当事人为化名）通讯员 李自庆 扬子晚报记者 罗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