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冬天里的女性苦难和女性抗争

2014年12月13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记者专访了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一虹，听她谈一谈在日军集团式的兽行践踏之下，南京女性遭受的创痛和作出的抗争。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强奸事件之一

记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有多少妇女遭受了性暴力侵害？

金一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也可谓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强奸事件之一。据当时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估计，以及受害幸存者和目睹者指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在南京市内发生的强奸案件是2万起左右。但据台湾一位史学家李恩涵估计大约有8万妇女被强奸和被肢解。据史料记载，被日本人强奸的妇女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农妇、教师、白领职员、蓝领工人甚至还有尼姑，其中有些妇女被轮奸致死。各个年龄层的妇女都可能遭到蹂躏，老到80岁，小到不足10岁的女童，甚至连快要分娩的妇女也不能幸免于难。

记者：惨遭蹂躏的南京妇女成了侵华日军的性奴，甚至被日本兵强奸后仍然难逃死劫。

金一虹：这就是我们在进行侵华日军针对妇女的暴力研究中指出的“超越强奸”，即日军的性暴行还常常伴有骇人听闻的性虐待和虐杀，日军残忍地将这些妇女剖肚挖肠，割掉她们的乳房，将木棍、竹竿、酒瓶、鞭炮等插入女性阴部等等。1945年12月，市民程国栋就其58岁母亲遭日军轮奸一事致蒋介石呈文痛诉：日军“暴行无人道行为，将民母先轮奸，继之用木棍由下部通腹部致母死亡”；一位英国使馆职员亲眼看到一被强奸的中国妇女体内被戳进高尔夫球杆；圣公会福斯特牧师即使在用日记记录这一暴行时仍感难以置信：“似乎不可能有这样披着人皮的魔鬼存在，但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不断传来。”

记者：有史料表明，在侵华日军残忍无道的性暴行过后，妇女遭受身心创伤，感染性病的同时，也可能不幸怀孕，她们将如何面对？

金一虹：这些妇女确实背负着“痛不欲生”又不得不“忍辱偷生”的“包袱”，这应该是被强暴后幸存妇女共同的苦痛体验。如金陵大学医院的威尔逊大夫所记，1938年1月鼓楼医院收治的一名妇女，大屠杀之夜丈夫被带走，她被囚禁，每天被强奸7~10次之多，因为她的情况很糟才被放回，那时她已身染3种性病：梅毒、白浊和下疳。无辜的妇女被强暴染上性病又得不到治疗，已成为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个严重问题。

而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另一重苦难，则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痛不欲生”又不得不“忍辱偷生”这应该是被强暴后幸存妇女共同的苦痛体验。一方面这些妇女要面临堕胎；另一方面那些没能在孕期“卸掉”的小生命命运堪忧，他们一出生身上就打着耻辱和苦难的印记。据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所知，“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婴儿一生下来就被闷死或溺死”，还有一些婴儿被认为是日军强暴和“肉欲的产物”而被遗弃。

不仅仅是屈辱的记忆

记者：在史料中，面对日军的暴行，有没有一些女性抗争的记录？

金一虹：尽管这些女性个人纤弱的力量难以和集团式兽行相抗衡，但她们仍然作出了顽强的抗争。

如金陵大学历史教授贝德士报告的，“两个姑娘极力反抗，即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

最激烈的反抗要属李秀英老人了。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国学校（五台山）试图强奸一名怀有六个半月身孕的中国女子，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和脸部有19处刀伤，腿上也有数处刀伤，下身有一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经听不见……”60年后，李秀英老人回忆那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日军来抓妇女，李秀英不甘受辱，以头撞墙。一个不怀好意的日本兵围着她转，李秀英猛然伸手去夺他的刺刀，“他惊呆了”，李秀英回忆道，“他万万没想到女人也会奋起反击”。等那个日本兵回过神来，一把抓住李秀英的手腕想夺回他的刺刀，而李秀英则用空出的手死死抓住那个日本兵的衣服，用尽全身力气猛咬他的胳膊，尽管日本兵全副武装，而李秀英穿着棉袍十分不便，却越斗越勇。两人你抓我踢，扭打成一团。矮小的日本兵招架不住，尖叫求援。

即使在暴力如狂飚袭来之时，除了亲人间相互保护，邻里和不相识的人之间也在相互救援，如我们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给日领事馆提供的日军暴行的记录、传教士们的日记和信中可以看到：“74岁的葛叶氏为保护一个姑娘被推倒在地”；孤儿院的陈太太为救一个姑娘跪在日兵面前，被日本兵用刺刀击打头部；在生死场上，中国妇女也曾冒死救助素不相识的同胞。如1937年年底，日伪把难民驱赶到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强迫登记。男子如无妇女认领，就指为军人拉出去（极可能无法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

良知与正义，善良与智慧在浓得化不开的血腥中，像星星点点的野花悄然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