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换个角度审视TPP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网16日发表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美国应换个角度审视TPP谈判》的文章。文章说,美国参议院拒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关于美国加入国联的承诺,是上世纪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遭遇的最大挫折。虽然重要性不可相提并论,但美国众议院上周的投票将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简称“TPP”)的失败成为必然(除非再次投票),这对美国在建立该全球体系的关键时刻承担责任的意愿,发出了相似的负面信号。

　　美国国会对TPP的否决将使总统在接下来19个月中艰难度日。它将强化一种担忧,即国内政治的演变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不那么可靠的盟友。这恰巧发生在美国未能阻止或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同时,标着在中国展示肌肉之时美国对亚洲缺乏承诺。而且,它将以牺牲美国企业为代价加强外国企业的优势。

　　美国参众两院都以多数票通过了完成TPP谈判所需要的“贸易促进授权”。问题在于一项旨在援助美国工人的补充性议案——“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大多数共和党人都不支持该议案,而民主党人为了毁掉TPP也反对该议案。现在只能热切盼望,可以找到一条道路来避免美国经济领导力发生灾难。

　　如果TPP的倡导者能够承认,TPP不是要设定未来贸易协定的典范。相反,TPP辩论应该带来对贸易协定在美国国际经济战略中所扮演角色的仔细反思,这样的话,也许还能获得成功。

　　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通过协定实现传统意义上更自由贸易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剩余的关税和配额壁垒已经很少,而且经常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如日本对稻米种植的执着。我们所说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是关于保护投资、以及在诸如知识产权等领域实现监管协调和建立标准的协定。此类协定可能带来大量潜在回报,但对它们的优点须就事论事。不能用支持自由贸易的反射性假设来证明未来协定的合理性。

　　第二,必须平衡将贸易协定立法的政治成本。假如美国拿出推动TPP的政治资本的一小部分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及让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获得足够融资,这些目标可能全都已经实现了,而且还会带来更大的益处。人们往往以商业能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为由支持贸易协定。美国如果调整方向,去支持那些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的多边机构,而不是要求其他国家改变国内政策,那将会增强美国的威望和影响力。

　　第三,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将一些国家包括在内、同时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的贸易协定带来的后果。当协定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它反映了明确的政治战略,那么缔结该协定的理由就比缺乏明确标准的协定强。在最近几周,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支持TPP的人士提出了日益激进的让美国获益而中国受损的方案。我们最终可能会对此类挑衅感到懊悔。但接下来重要的是考虑让中国以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条款加入TPP。

　　第四,全球面临的经济挑战与一代人之前有着显著不同。在冷战和拉美债务危机刚刚结束之后——当时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复兴还处于初期阶段——挑战在于让新的市场出现。鼓励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市场机制、并帮助它们进入工业化经济体的贸易协定,对创造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让新兴市场取得最伟大经济进展的全球经济。它尤其有利于资本以及轻松往返于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但那些缺乏财力利用新的全球市场、以及不想与低成本的外国劳工竞争的中产阶级却受到压力。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确保目前的全球化让全体公民受益。

　　总而言之,贸易外交必须是更广泛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利益相关群体不仅仅是全球公司,还包括关切经济公平、环境、工人迁徙机会以及金融稳定的所有人。要想达成TPP,就必须释放出明确信号:国际经济外交将会致力于解决这些令人关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