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箱补贴”，补给真正种粮人

　　促进农民增收不能一味依赖粮价上涨

　　他们忽视了一点：在我国，几乎所有种粮大户耕种的土地都是流转过来的，流转费用低的每年每亩五六百元，高的已超过1000元。我省粮食生产基本上是稻麦两季，两季的产量加起来达到2000斤的“吨粮田”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如果流转费是1000元的话，那么就等于在每斤粮食上加了0.50元的成本。而像美国、加拿大等粮食主要出口国，农场土地是私有的，不存在流转费，生产成本就省了一大截。就以目前进入低谷期的粮食价格为例，国际市场的小麦折成人民币在每斤0.90元左右，而我国最低收购价是1.18元。可以说，如果没有土地流转费，我国粮价完全可以与国际接轨，甚至还很有竞争力。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我国国情人多地少，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基本国策，不可能没有土地流转费，国家只能以种粮补贴、良种补贴、最低收购价等方式补贴种粮农民。但问题是，我国加入了WTO，而WTO有“黄箱政策”，“黄箱政策”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等，对具体农产品(或所有农产品)的支持，总量不能超过该产品生产总值(或农业总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不超过10%。近十年来，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我国对粮食最低收购价逐年提高，已经触及发展中国家补贴10%的“黄箱政策”天花板，因此，今年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与去年持平，没有提高。而农资成本和人力成本等每年却在不同程度提高，怎么才能让农民不再依赖提高最低收购价而实现增收呢？这需要改变补贴政策，多采用不设补贴天花板的“绿箱政策”。

　　省粮食局副巡视员张国钧说，连年提高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实际上是以政策方式直接干预了价格形成过程，“黄箱政策”所限制的主要就是进入流通环节后的价格补贴。而“绿箱政策”的补贴领域主要包括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粮食安全而提供的存储补贴等。简单地说，就是补贴生产环节。美国、欧盟一直十分重视“绿箱”范畴的农业补贴，制定了很多单行法律。目前我国实施的种粮补贴也属于“绿箱政策”范畴。

　　那么，不是只要提高种粮补贴就能既避免“黄箱政策”的限制，又能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了吗？“操作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张国钧说，比如现在国家对种粮农民发放每亩100多元的种粮补贴、良种补贴等，但这笔补贴大多发给土地承包者了，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是拿不到的。如果继续提高这类补贴，那么，原承包户就会要求提高土地流转价格。省内有些地方要求种粮补贴直接发给种粮者，就出现了土地承包者毁约提价的情况。而如果采用“绿箱政策”的补贴，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病虫害防治、农田基本设施建设和技术推广等生产环节，那么，就降低了种粮大户的农本投入，也等于提高了种粮农民的收入。“在国内外粮价倒挂严重的现在，推行‘绿箱政策’正当其时。”

　　近年来，我省不少地方已经在实施类似“绿箱政策”的补贴措施。常州市武进区委农工办副主任杭琰说，从去年起，该区对以种粮为主的家庭农场给予生产环节的补贴政策，种粮面积在100亩—300亩的，补贴3万元，300亩以上的，补贴5万元。该区沈记家庭农场场主沈阳的种粮面积超过300亩，获得了5万元补贴。沈阳说，有了这样的补贴，种粮就感到很踏实，他准备再流转300亩土地，配合武进水稻研究所作为水稻育种基地。

　　事实上，苏州市实施多年的粮食价外补贴也是“绿箱政策”的极好尝试。这一补贴的特点是农民交售麦子和稻子后，可以获得每斤0.1元的补贴。由于这一补贴是农民交售粮食之后获得的，不扭曲价格形成，就不涉及到“黄箱政策”，而且因为农民卖粮才能得到补贴，就真正补到了种粮农民头上。

　　“当然，推行‘绿箱政策’面临地方财力不同的问题。”长期关注农产品价格形成的省农委宣教中心主任徐继东说，苏南有财力对种粮农民在生产环节给予补贴，而苏中和苏北地区一来粮食种植面积大，二来地方财力有限，即使想采用“绿箱政策”，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因此，有必要在省级甚至更高层面设计“绿箱”补贴政策。“这几年，我省新增农业财政资金已经在向种粮大户倾斜，如果能在制度化、规范化上更进一步，就可以减轻农民对粮价上涨的依赖，并同样取得农民增收的效果。”本报记者朱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