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 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党建杂志版）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
举轻若重的伟大公仆
——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
李洪峰
周恩来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学习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对于全党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良的领导作风，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他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动摇。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与他伟大的奉献分不开，他70余年如一日，26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与他深厚的修养分不开，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知识修养，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行重于言。更与他高尚的品德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越是在艰苦环境下，越是在危难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转折关头，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气越是充分显现。纵观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是贯穿其中鲜明的主线。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治党治国治军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
周恩来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具有以下重要特点。
一、举轻若重，广大精微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大师。郭沫若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既体现在他处理纷纭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处理三年经济困难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高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二、求真务实，以诚持国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主张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做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十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
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千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呢？根本在一个诚字。周恩来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周恩来在朋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朋友们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对他无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不是空泛地讲道理，而是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说：“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他接着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如此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讲话，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与会者，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
三、顾全大局，辩证包容
周恩来被赞誉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凡是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分析问题细密、周全、透辟，他把认识对象的辩证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
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做出来的比说出来、写出来的更丰富、更生动的人。不论是在党内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上，还是在独立领导地区和部门的独立决策上；不论是在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上；不论是斗争顺利的条件下，还是在形势险恶的环境中，他都能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集“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于一身。民主革命时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秘密斗争和在谈判桌上同蒋介石反动派斗争，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运用自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总理，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治理国家，提供了更大舞台。
周恩来提出，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总是告诫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来的一生，正是循着独立思考、分析研究的路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曾经有一个精辟的比方。他说：“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周恩来强调：“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他曾用两条腿走路方针阐明了文艺工作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既要敢想、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既要有独特的风格，又要兼容并包。
四、求同存异，坚定灵活
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矛盾关系的对立属性或斗争属性，而且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求同存异的重要原则。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团结问题。他曾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上给“团结”下了一个定义：“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这一思想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中突出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的矛盾对立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这一相对同一的途径才能妥善解决。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应“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存异方法，反映出周恩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高度政治智慧。
周恩来在一生的丰富实践中，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强调领导者首要的问题就是立场，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在党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摒除庸俗空气。
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坚持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原则，原则性必须通过灵活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当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时，才能产生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也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他经常提醒人们：我们固然要坚持原则，要有坚持真理、维护真理、当仁不让的精神。但是，“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因此，要善于把真理具体化，拟定出多样化的具体政策和灵活性的策略来实现真理、贯彻原则。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以实现坚定的原则的杰出才能，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坚持原则与善于妥协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只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会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相反，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又往往会犯右的错误，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
五、知人善任，依靠群众
中国有句古语：“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周恩来一生求贤若渴，爱才如命，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在周恩来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组建的几届内阁，都是人才济济，为国家任用和培养了大批人才。
1957年，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要去苏联参观。但苏方提出，他们的火箭、原子弹，必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者相当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当时钱学森没有军衔，怎么办？而钱学森去不成，我们的计划必然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果断决策，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一直是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对待，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当年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火箭时，曾授予他上校军衔。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他念了龚自珍的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幽默地说：美国人还是蛮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这成为50年代我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是个不喜欢多说话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人民政府就酝酿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指示要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听说周恩来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一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李四光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李四光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完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感动极了。他本想向周恩来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部长。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60年代初，他在反思“三面红旗”的缺点错误时曾说：“要承认我们知识不够。现在只要我们接触实际，深入群众，每天都会发现许多新事情，我们知识有限，看得不够。”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即“从群众中来”方面，周恩来堪称楷模。在实施一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善于做细致的群众工作，说服群众。他强调：决定工作速度的快慢，“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在解决“到群众中去”的问题上，周恩来也作出了表率。
正因为周恩来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心里每时每刻都想着群众，因此，人民群众也发自内心地呼喊：“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六、谦逊实际，平等待人
中华民族谦逊实际的作风，集中、充分而完美地在周恩来身上得到体现。“活到老、学到老”，是他终生不渝的座右铭。早在幼年时代，他就养成了好学深思的习惯，练就了常人达不到的记忆力。他既学习书本知识，又学习实践知识；既学习前人的间接经验，又学习当代人的现实经验，他持之以恒地从同志、朋友甚至敌人那里，汲取着无穷的智慧。
他严于律己，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掩饰自己的错误。辞世前夕，他强撑着参加贺龙元帅的追悼会，连向贺龙遗体鞠了7个躬，还对家属致歉，自责没有保护好贺龙元帅。他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人，也是自我批评最多的人。他制定的《自我修养要则》，恪守终生。
周恩来身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数十年，但他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劳动者，当做人民公仆。他不论对什么人，从不摆架子，从不以领导自居，在他身上看不到官气的影子。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坚持深思熟虑、慎之又慎。他认为国家面貌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周恩来认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图把子孙后代的事情都做完。
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懂得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他在担任共和国总理后，曾经三次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他生前在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工作，交了大量知识分子朋友，其深刻影响，在今天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得到。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周恩来认为，“所有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因此，“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汉族，“地大物博”则在兄弟民族区，所以，“各民族不分大小应互相依存，互相团结才有利”。他特别要求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应注意了解兄弟民族的心理感情，学习研究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说：“风俗习惯常是一个民族一个，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
周恩来特别注意率先垂范，同少数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最感人的事例是1961年3月，他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城与傣族、布依族、拉祜族等少数人民群众共度傣族新年──泼水节的生动情景。泼水节期间，周恩来曾三次穿起傣族服装与群众一起欢度节日。望着傣家装束的人民总理，各族群众热泪盈眶，连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泼水时，周恩来到达景洪街头。开始群众都用柏枝蘸着银碗里的清水礼节性地洒在总理身上。当总理看见有些群众用大盆泼水时，也拿起一个大盆泼起来，各族群众一下消除了拘束，纷纷用大盆向自己的总理泼来。依照傣族习俗，泼水节时，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示彼此越亲近、越尊重。警卫人员要用伞给周恩来遮挡，他让把伞收起来，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他对当地干部说：“傣族群众的每滴水都是热乎乎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寒冷”，“只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才能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啊！”各族人民每回忆起这一天都激动万分，他们说：“周总理泼的不是一般水啊，而是甘泉，甘泉落在我们身上，甜在我们心里！”穿一身民族服装，跳一段民族舞蹈，泼出一盆盆象征友谊的银水，映出一张张笑脸，这些热烈感人的画面，一下子拉近了总理同人民之间的距离，这种精神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无法估量的。
（原载2015年第3期《党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