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进影院有“梯”待攀

　　一位“90后”网友在影院观看完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之后，在网上写下了观影感受，“电影院最初发明出来是为了娱乐，所以市场钟爱那些刺激的动作片、搞笑的喜剧片、轻松幽默的爱情片、温馨和睦的家庭片。这么看来，《喜马拉雅天梯》在排片表中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既不是进口大片，也不是一个多么有噱头的电影，但我仍然会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因为真实，又不止真实，它超越了我的认知，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怕是这辈子也无法了解8848米海拔上的世界了……”据中国票房网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7日记者发稿时，《喜马拉雅天梯》票房达到618.7万元，这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但这在众多纪录片中仅是凤毛麟角罢了。

　　学院派拍纪录片有优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承制的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于10月16日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我国首部纪录珠峰攀登全程的4K超高清极限纪实电影，拍摄制作历时4年，将镜头对准西藏年轻的登山向导，完整记录了珠峰北坡登顶全过程。影片的名字来自于藏民们画在青藏高原岩壁上的白色小梯子，当地人称之为“天梯”，并相信它可以接引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而这些珠峰的引路少年们扮演的正是“天梯”的角色。

　　《喜马拉雅天梯》制片人、清影工作室负责人雷建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学院派拍纪录片有一些优势，比如更接近客观，主观色彩没有那么浓。另外，有学校的背景，可以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学校也鼓励把教学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也给纪录片拍摄比较大的发挥空间。雷建军举例，清影工作室拍的纪录片《飞鱼秀》去年进入院线，票房尽管不到40万元，但由于是学生拍的电影，成本非常低。用《飞鱼秀》试水，给《喜马拉雅天梯》进入影院打下了好的基础，能够对电影发行体系和院线需求有所了解。

　　雷建军表示，纪录片比一般的商业电影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功能，“不能把院线当成衡量纪录片的标准，大部分纪录片是没法进入电影院的，想要进入院线，最重要的还是看题材。纪录片的优势核心是纪录，这个时代变化这么快，需要一些影像留存下来，这是用影像书写历史的过程，当中会有作者对社会问题的表达，传播得好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例如《喜马拉雅天梯》不仅能让人们了解登山的过程，还可以反思自己在大都市的生活。此外，纪录片想要进入院线，就要达到技术指标，达到院线的标准，让观众在影院有视听上的享受。”

　　《喜马拉雅天梯》总策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表示，学校不是职业电影生产者，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拍纪录片的传统，并在国内和国际上获过一些奖，拍的纪录片偏重人文科学，目的是想纪录变化中的中国。尹鸿透露，拍《喜马拉雅天梯》是了解到登山学校青年的成长过程后，想到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些藏族孩子有怎样的成长变化？拍完之后发现无论是环境还是过程都有很强的大众关注度和震撼力，可以拍成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看到。刚开始没有想到通过商业渠道去发行，后来看到它具有可以进入商业渠道的潜质，然后追加投资，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尹鸿认为，学院派拍纪录片的优势在于，从创作来讲并没有商业化的动机，更符合纪录片去纪录某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的本质。因为商业性没有那么强，所以艺术品质和社会意义会更强。此外，它的投入和产出也不会像商业影片那样去考量，“比如说，我们的机器设备没有计入成本，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很多人投入其中也没有计入成本，大家把它当成事业在做，品质上讲更纯洁。”尹鸿同时认为，学院派拍纪录片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够商业，所以要找到和商业相接洽的平台。他说：“好的作品还是应该最大限度地传播，传播是社会效果的保证，不能传播效果也就达不到。学院派拍电影的最大难题就是与商业需求之间的某种契合，既不能违背学院派作品的出发点和初衷，又要和商业需求相契合，这是我们这次想要探索的一条道路。”

　　口碑传播优于广告投入

　　我们似乎经常可以听到抱怨：好的纪录片、文艺片，或是类型片、小众电影无法进入院线方的视野，排片量不尽如人意。事实果真如此？记者从时光网上看到，10月25日，《喜马拉雅天梯》上映10天后，北京有30多家主流影院仍在放映该纪录片。

　　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店长崔力告诉记者，该店有17个厅，影院厅多可以满足观众对不同种类影片的观影需求，该店也曾放映过《旋风九日》《味道中国》《海洋》等纪录片。考虑到想看纪录片的观众没有想看商业大片的观众多，所以没有安排大批量的场次给纪录片，但会考虑长期进行排片，这样效果会好。据崔力透露，《喜马拉雅天梯》由于质量和口碑不错，在该店的上座率达到30%左右，由于工作日观影人次少，这样的上座率已很难得。他表示，影院根据对顾客需求度的考量，会进行预排片，上映后还会根据上座率进行调整，观影人群的需求决定排片量的多少。

　　格瓦拉生活网副总裁顾莹认为，电影是文化产业，什么样的影片都有自己的受众，格瓦拉希望挖掘更多类型的影片，能够给用户更多选择。顾莹说：“尽管很多影片没有大明星和大导演，但是影片的表现手法和质量是过硬的，那么我们就愿意推。从为用户考虑出发，只要我们的用户喜欢这类影片，我们就希望给这些用户看到这些影片的机会。”《喜马拉雅天梯》在格瓦拉上的评分是8.5，属于较高评分。顾莹告诉记者，格瓦拉选片团队看过《喜马拉雅天梯》这部影片，质量很好，虽然属于小众电影，但这部电影里有登山户外的场景，会有很多户外运动和登山爱好者对该片关注。

　　中影星美院线执行副总张大勇评价说：“影院是商业窗口，考虑的是商业上的回报，哪个片子商业预期回报越高，它的排片相对就越多，这是比较现实的。对于比较小众的影片，影院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那么，纪录片通过什么方式能有效地找到自己的受众？张大勇回答说：“我认为应该靠口碑传播，电影是文化产品但同时也是商业行为，观众是电影的消费者，观众对这部影片认可了，就会形成正面的传播，口碑传播是电影最需要的。一些电影会做口碑场和口碑放映，没有看片前提下的宣传，其实未必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观众对产品有用户体验，才能形成正向的口碑传播。”张大勇建议，可以采用试映的方式，来提前形成正向的口碑传播，“这会比闷头做宣传和没有观影的宣传效果更好，通过媒体宣传只是一种广告的形式，观众可以获取一些信息但不会获取全部。广告中带的是生产者想传达给消费者的一些信息，而不是产品带给消费者的真实感受，有的宣传会把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期望值提得很高，但在产品质量有限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口碑一定是负面的，负面的口碑传播会对产品销售带来非常致命的影响。品质加好的宣发配合才能得到好的结果。”

　　文化水平 决定纪录片需求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名言，道出了纪录片的价值与意义。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与北京国际纪实影像创意产业基地联合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中显示，2014年中国纪录片行业年度总收入约30亿元，去年中国电影票房直逼300亿元人民币，而纪录片电影票房仅为2000万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在看过《喜马拉雅天梯》之后，对其评价：“质量很高，选题很有创意，是一部很好的纪录片。”他认为，纪录片想要进入影院，要具备有话题和有奇观两个条件，还要选好拍纪录片的角度，拍符合进院线特点的纪录片，比如《迁徙的鸟》《海洋》《帝企鹅日记》等。张同道继续举例说，“在院线能成功的纪录片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奇观加人文故事，比如《帝企鹅日记》《迁徙的鸟》只能做成纪录片，做不成故事片。另外一种是社会话题，纪录片要对社会有反映，比如美国的《华氏911》，这是成功的院线纪录片，达到2.3亿美元的票房。”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纪录片开始衰落，数量、规模和影响力都在萎缩。张同道分析认为，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河殇》等纪录片当时的影响力很大，原因是人文内容具有思想穿透力，以及运用大家没有看过的美学手法讲述。上世纪80年代是精英文化，大家半夜排队只为了买一本李泽厚的书。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大众文化一切以消费和娱乐为中心。“在欧美社会群体复杂，文化程度不一，就有群体对纪录片有需求，因为他们不愿意总是沉浸在梦想中。美国上院线的纪录片每年都在130部以上，去年达到150多部。法国上院线的纪录片每年平均70部。阿姆斯特丹人口很少，但市民是排队看纪录片的。”

　　张同道说：“中国人都想买大房子，买大房子是给身体一个空间，但人的思想也需要空间，人的灵魂也需要‘大房子’，不能只管身体不管灵魂。人们的学历提高了，文化水平也需要提高。观众需要对社会有思考，我相信慢慢会改变的。”      （杨骁） 杨骁          杨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