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精神卫生日更应关切女性精神健康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里，一方面女性的精神压抑会使女性患精神疾病的比率高于男性，另一方面是在精神病学话语中，女性也处于劣势地位。而女性主义使精神病学领域对于女性精神健康问题的分析，对于女性精神疾病的治疗更具有针对性，不仅可弥补女性在精神病学研究中缺席的不足，也呼吁大众更为关注女性的精神健康，并以此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2015年世界精神卫生宣传活动的通知》，呼吁社会大众关注心理健康，并开展以“心理健康，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在当今精神病学理论和实践中，很有必要把性别与精神健康联系起来，思考如何从性别视角建构精神病学理论，如何从性别视角分析女性的精神健康问题。

从性别角度看待精神疾病诊断问题

在当代精神病学争论中，对于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涉及诊断的标准，这些标准的依据，以及这些标准是否真实可靠，即依据这些标准所诊断的病例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等问题。从临床意义上说，这种关于诊断标准“有效性”的争论通常集中在“会不会漏诊”和“会不会误诊”的问题上。然而，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说，有效性也充满了社会政治和道德含义，所以对于“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的界定不仅关乎精神疾病的防治，以及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从伦理和文化，以及政治意义上关系到一个人的人格、自由、社会权利和地位。

显然，精神“正常”所拥有的意义是像我们一样，而“不正常”便是与我们不同。如此一来，对于“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的诊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社会排除：说话者被安置在一个群体之内，而被贴上精神疾患标签者则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而“正常”精神功能意味着属于一个可以分享实践、情感和信念的社群，在这里，一个人可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归属到“我们”之中。相反，精神功能“不正常”意味着打破了已有的感知，其实践、感情和信念都不合乎逻辑，所以这个人就被排除在“我们”的群体之外，失去作为行为者的地位。

如果从性别角度看待精神疾病诊断问题，便会发现在人类历史中，女性更容易被诊断为“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这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有很大的关联。记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参观过一个美国最初移民生活的旧址，我特地到那里的医院去看看，却出人意料地发现它并不是一座医院，而是关押“疯女人”的地方。在铁栅栏里打着地铺，上面铺着稻草，稻草上盖着一条破棉絮，旁边的录音机里发出女人刺耳的尖叫声。这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即父权制社会一直压抑女性的需要和体验，这种压抑对她们本人来说是可怕的，当女性的需要和体验得不到充分、公开地沟通，就会遁入潜意识，成为摧毁她们身心的力量。毫无疑问，在传统父权制社会里，一方面女性的精神压抑会使女性患精神疾病的比率高于男性，但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精神病学话语中，女性也处于劣势地位。

20世纪7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学者通过研究美国社会的精神健康状况得出结论，人们通常把正常健康的男性等同于精神健康的个体，而把女性与精神“不健康”联系起来。而且在精神病学理论和临床治疗实践中，女性实际上是缺席的，这意味着在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一直都是依据以男性为主体形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这种拿A理论去对付非A的治疗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女性在精神病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缺席一方面反映出她们在文化和政治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在呼唤以女性为主体阐释女性精神健康、精神疾病理论以及相应的治疗实践。

女性主义学者利兹·邦迪和艾丽卡·伯尔曼合著的《女性与精神健康》一文把英国精神病治疗实践分为两个倾向：一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道主义价值的倾向。它要求把医患关系模式转变为委托人与医生模式，后者更强调平等、尊重和患者的意志。20世纪后半叶，伴随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兴起，这一倾向也与女性主义思维相结合，共同努力摆脱以弗洛伊德理论为代表的家长制心理学理论。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倾向。西方精神病学一直强调理性的核心地位，把精神健康视为个体的属性，并十分关注个体体验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意义，但这一个体却是男性个体。

精神病学建构需引入女性主义思维

因而，邦迪等人强调在精神病学建构中需要引入女性主义思维，并把20世纪以来英国女性主义思维与女性精神疾病治疗实践的结合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是20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的女性争取同工同酬，以及法律和经济独立，女性主义主张通过提高性别认识来对女性体验进行政治分析，把女性的感受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这就为女性主义精神疾病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是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时期，女性的自主性问题被提上日程，这就开启了为女性和由女性所进行的精神治疗服务。例如1976年，伦敦出现了“女性治疗中心”。其三是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女性主义理论最关心对于差异和不同问题的探讨，这也推动了精神健康特殊服务的开展，例如针对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受虐待者，以及饮食障碍人群提供的服务等。其四是20世纪90年代，此时女性主义已从对不同身份的关注转移到对于身份范畴的解构，这促使精神健康服务提供者与女性主义专业人士形成新的联盟。

总之，当代精神病学研究和实践需要引入性别分析的视角，因为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当男性不了解女性的需要和体验，盲目地仅仅关注自己的需要和体验时，他们就无法造就完整的人格，两性也由此产生隔膜，冲突也会愈演愈烈，社会也会放慢发展的脚步。女性主义使精神病学领域对于女性精神健康问题的分析，对于女性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的治疗更具有针对性，更为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和体验，并把这些体验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与女性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从而不仅可以增强女性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诊断的有效性，弥补女性在精神病学研究中缺席的不足，也可以呼吁社会大众更为关注女性的精神健康，并以此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