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日”前夕记者走近禁毒社工群体
面对自暴自弃,他们始终不放弃
新华报业网讯 “他们可能向你拍桌子,也可能对着你哭诉,还可能逃避你,或者一次次背弃承诺重新复吸……但即使转变一点点,也是有价值的。”今年33岁的禁毒社工王俊超,6年多来接触过上百个“瘾君子”。 “天有多热,心就有多热” “毒品可千万别再碰了啊!”“怎么会,你看我这身体!”张波(化名)秀了秀自己的肌肉,结实有力。24日,他如约来到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戒毒办公室接受尿检。“两杠阴性、一杠阳性,5分钟出结果。”朝天宫街道戒毒办公室禁毒社工毛群熟练地说。 张波跟毛群是老朋友了。2012年夏天,毛群领着张波,两人骑着自行车奔波在烈日下,从一个人才市场到另一个人才市场,张波总算在河西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每月2700元。这是张波2003年沾上毒品以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社工凭着“天有多热,心就有多热”的热忱,改变“瘾君子”的人生。 王俊超是昆山市自强服务社专职禁毒社工,这是全省第一家社区戒毒服务机构,由政府购买服务。 “张某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到我办公室报到就拍桌子说:‘要我接受帮教,先给我办低保!’”面对和自己同龄的张某,王俊超努力成为他的朋友。不久后,王俊超带着没有自信的张某一起去某大超市应聘,一次成功。 王俊超用“四象限分析法”专业手段,帮孙某成功戒毒,并解除了离婚危机。孙某还在王俊超的帮助下,开了一家洗车店,脱离了不良朋友圈。 在专业禁毒社工的帮助下,昆山吸毒人员3年内未复吸率持续上升(达到60%以上),昆山市毒品交易量、吸毒人员盗抢案件明显下降。昆山市自强服务中心干事长沈雍介绍,2009年戒毒社工介入后,昆山21个乡镇街道都建立了自强服务工作站。 “不管粗暴回应,始终没放弃” 王俊超应聘禁毒社工时,一位警察就给他打预防针:“吸毒人员是最难打交道的,要当心!”很多禁毒社工对于与吸毒人员打交道之难体会很深。 朝天宫街道戒毒办公室的董玉兰,回忆起2010年与戒毒人员李梅初次见面的尴尬:“请她尿检,她在办公室中间,当着所有人的面蹲下就尿……” 多年里,李梅被强制戒毒、劳教,为逃避惩罚,她吞下三个打火机、指甲剪……吸毒几年,人瘦得皮包骨头、牙齿半颗半颗地腐蚀脱落。 “不管我怎么粗暴地回应,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离婚,赶上拆迁,李梅一度无家可归。董玉兰带着她到拆迁办打包票,“她已经戒毒了,好歹给她一个窝”。这种义无反顾的信任让李梅泪流满面。后来又有“粉友”上门蛊惑,当着她的面掏出毒品,“我让他们滚出去”。戒毒后,李梅扫过厕所、当过钟点工,又脏又累她干得分外满足。 董玉兰说,吸毒者毒瘾发作时不顾一切;事后又极度后悔。“就是要帮他们下定决心戒掉。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开门就站在门外劝,有困难尽最大努力帮忙……” 戒毒人员邵东说,沾上毒品后,“亲戚朋友都绕着走”,但女儿出生那天,董玉兰却拎着大包小包来看望。 “千万不要吸毒!如果你已经吸毒了,只要有决心,一定能戒!”邵东如今已经成了戒毒办的编外人员,积极参与各种禁毒宣传。李梅更是再三嘱咐记者,“以后你们要有什么禁毒的活动,叫上我,多远我都去。” “戒毒办不是神仙办” 40岁的女戒毒者孙景(化名)未婚生子,孩子2岁半,孩子的父亲是谁不得知;孙景母亲中风瘫痪在床、父亲早年去世;一家祖孙三代靠着680元的抚恤金和邻居接济生活。半年前,孙景从戒毒所出来,但至今未找到工作。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戒毒成功群体依然难以真正融入社会。很多时候,戒毒社工们只能自掏腰包,为他们支付各种账单。 “孙景的孩子接近上幼儿园的年龄,去哪儿上、怎么上都是问题,戒毒办不是神仙办,有的忙真的帮不上,但又担心他们自暴自弃。”董玉兰说,戒毒工作还需要整个社会合力完成。 禁毒社工缺口大也是一大现实。沈雍说,昆山有1000多名吸毒人员(不包括流动吸毒人员),目前有50多名专业社工对接帮教,比例是1:30。而《禁毒法》规定,该比例应为1:20。昆山自强服务社,持证社工15人,专业性还有待提高。 待遇低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朝天宫街道戒毒办5名社工平均年龄55岁,活累钱少。毛群透露,他们的工资执行最低工资标准1630元,到手仅1000元出头。“每月一两千元的收入,让助人自助的社工挣扎在生存线上,自我提高和发展受限,导致一些城市的社工流失率高达50%。”沈雍说。 收入的确低,但“老社工”王俊超说他不打算改行,“哪怕是一个阶段,一点点的转变,对社会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有价值的。” 本报记者 唐悦 孟旭 汪晓霞
编辑: 燕志华、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