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益阳政协副主席辞职当中医 称未遭遇排挤
■ 人物简介
陈延武 益阳市赫山区人，医学硕士，中医主任医师。1982年参加工作时，他的第一站在益阳一家乡镇卫生院。5年后，他考入湖南中医学院攻读中医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益阳地区卫生局。1995年开始，陈延武先后任益阳市卫生局办公室副主任、国医馆馆长、市中心医院副院长。2004年，陈延武任益阳市工商联主席，后担任省政协委员。2009年1月，陈延武当选益阳市政协副主席，并在2012年12月获得连任。据湖南政协新闻网
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把提前退休的年龄选择在了51岁。这位副厅级干部的提前告退，引发舆论关注。
“心若在，梦就在。何惧怕从头再来！”这是陈延武QQ空间上的最后一条原创说说，发表于2013年10月30日。昨日，陈延武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正在广东寻找一份医生工作。他给自己起的网名，叫做“陈老中医”。
在电话里，陈延武说他的梦是中医梦。对于辞职一事，他表示，2009年当上益阳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自己更适合当医生。”
“我没有遭遇过排挤。”陈延武说：“组织培养我多年，待我不薄。我很感恩。”
据媒体报道，得知陈延武退休，同事和朋友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以前听他说想提前退，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竟是真的。”
“工作能力出众，很有内才。”与陈延武共事多年的同事评价陈延武。工作之余，陈延武也是一位会享受生活的人，他喜欢花草，喜欢旅游，每次出去旅游都会拍不少照片，并上传到QQ空间里，与大家分享。
任政协副主席时就有辞职念头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提出辞职的？
陈延武：今年国庆节以后。
新京报：辞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会觉得不舍吗？
陈延武：这个也没有什么。人有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没有文学化、艺术化的东西。其实很简单的。
新京报：辞职顺利吗？
陈延武：还是顺利的。既然我提出来，组织肯定是要批准的。一方面我提出辞职符合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人性化的要求。如果不同意的话，我肯定会有意见。而且这个对队伍的建设有好处，也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新京报：你的家人有何反应？阻拦过你吗？
陈延武：首先是说服自己，然后才说服家人。辞职不是做太大的牺牲，更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没那么难。我只是在做本来就想做的事。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辞职的？
陈延武：我从45岁开始，当上益阳市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有辞职想法了。我觉得在社会上还是要有一技之长，要靠自己的专业吃饭，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新京报：在政协副主席这个职位上干得怎么样？
陈延武：尽力而为。毕竟我对管理的研究不是那么透，问题也不是看得那么准，很难说做好或者做不好。实际上，如果我没想当医生，做政协副主席也能发挥，只是人各有志。
新京报：会不会认为，做政协副主席做出的贡献可能会比做医生更大？
陈延武：这个很难说。有的皇帝都不当了，出家了。你怎么理解？无法理解，有些事情讲不清。
当官时也曾为仕途努力奋斗
新京报：你好像对自己的官员身份不太看重。
陈延武：不，我以前也是为之努力奋斗。现在考虑更多的是，我适合做什么。做官也能够把自己的抱负实现好，这个不能排除。关键是一个人自己的喜好，看他更适合做什么。有的人更适合做领导，有的人可能更适合做专业。人尽其才嘛。
新京报：与做官相比，你觉得自己更适合做医生？
陈延武：对。
新京报：像你这样的副厅级干部，辞职的很少。
陈延武：其实好多人都有一技之长，就是没有下这个决心。为什么没有下这个决心？第一，（辞职后）干什么很难定好位。第二，很难放下架子。做干部在地方做到一定的成绩，受人尊敬是肯定的。首先要放得下架子，要能够改变自己的思维。这跟政府要转变职能是一回事。
我辞职去做医生，要服从医院所有的规定。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不能摆什么谱。
新京报：你是副厅级官员，没想过继续在官场上进步吗？
陈延武：没有。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追求，但是也不是很大的欲望。政治上的进步，是个金字塔形的。没有必要成天想那些事。我一般是在一个职位上一干好多年。所以没想过这些事，从来都没想过。
不悔当初从卫生系统转到工商联
新京报：为什么想做医生？
陈延武：有很多朋友不舒服会让我帮他，会问我应该去看什么医生。以这么一种形式跟朋友相处，我感觉到我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还是做医生好。
新京报：2004年你从卫生系统到工商联，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延武：那个时候的考虑现在记不起来了。组织上让你去，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去的时候单位是什么样、什么状况我都不知道。
新京报：去了之后是什么级别？
陈延武：去了是正处级。
新京报：对于去工商联的这个决定，你会觉得后悔吗？
陈延武：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工商联有另外一种锻炼的形式，会在经济领域关注更多。不是有机会成本吗？什么都能享受到是不可能的。所以，也没有后悔。
新京报：在你眼里，你的仕途算顺利吗？
陈延武：我具有非常好的亲和力，谁都愿意和我打交道。我出去办事情，无论是个人的事还是工作上的事，都要给我予以关照。（这方面）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这一生，就是想做医生。没有其他的政治考虑，也没有其他原因。现在政策这么好，能够提前退休，人要知道感恩。
新京报：辞职后，你想对留在体制内的前同事说什么？
陈延武：我不是那种自己不干了还抱怨不愉快的人。组织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待我们不薄。说实在的，在一个市里面能够做到政协副主席，人家干几十年可能还干不到，我已经非常感恩了。
事实+
辞官出路：经商慈善做媒体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动脱离体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但自此之后，这一现象曾来势汹汹，“下海”一度成为一种“潮流”。不过在2000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公务员热兴起，这种现象又逐渐减少。那些体制出走者在年龄、地域和行业构成上有一定的特点，30到45岁左右的精力旺盛者居多；沿海地区居多；在经济部门待过的居多，因为这些离开体制者，绝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商界；正副处级官员居多。
有人认为，体制出走者多为“抑郁不得志者”，但梳理自198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辞官者履历，发现其中除了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也不乏体制中的佼佼者。那么，这些人出去后，究竟是去干什么？下海、做律师、搞媒体一直都是“主流”选择；同时，选择求学在辞职官员中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还有一些人离开体制，是为了修身养性，完成自我爱好或自我升华；此外，利用专业知识，从事相关行业也是重要选项。
较为典型“辞官经商”的案例有，2013年9月4日，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去职，任格力电器副总裁；5天后，广州南沙区官方证实，该区常务副区长孙雷辞职，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陈伟才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孙雷则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有媒体曾称，像孙雷这样懂经济、懂营销的官员，“转身”选择了辞官者最“喜闻乐见”的一条道路——下海经商。（腾讯新闻综合廉政瞭望、中国新闻周刊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