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探索现代民政建设系列报道之四 “法治+”调控有形之手 放活无形之手
龙卷风从下午3点40开始，到3点55左右结束，持续了15分钟。
此后，“黑夜”又变成了“白天”。
下午4点多，获悉灾情。
下午5点多，赶到现场。
晚7点，受灾最严重村民的吃、住问题，全部落实。
晚8点，拟定10万元救灾款下拨方案，第二天发至受灾群众手中。
群众最满意的一点，就是一个字：快！
讲起去年8月24日这场龙卷风，局长张玉峰眼睛还瞪得圆圆的，轻松不下来。
救灾依靠法治，退役士兵安置、养老、慈善还是依靠法治……在建设现代民政进程中，江苏省上上下下依靠“法治+”，调控有形之手——最大化调配政府资源；放活无形之手——最大化调动市场力量。
不遗漏一个精神障碍患者救助
走着、骂着、笑着、哭着，露宿街头、垃圾堆旁、草垛边、田埂上，有的被称之为“武疯子”的精神障碍患者，游荡在城乡街头或打人骂人，或追杀路人。
这些精神障碍患者，有的是来自灌南县外的流浪者，有的是来自本地的困境家庭，因无力及时支付医药费用，病情愈发严重，最终危害家庭和社会。
“一个村里假如有一个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四邻不安，点草堆、砸玻璃甚至打人，弄得村干部和庄邻对他们也无计可施。”
面对这一情况，犯愁的不只是这些家庭，还有县民政局局长——如何救助？救助程序、救助标准怎么确定？钱从哪里来、政策又怎么落地？
设立专项救助资金，只要是家庭收入在低保标准以下或处于边缘的灌南籍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发现一个救助一个。灌南县民政局局长唐学军和他的同事提出了方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
截至去年底，全县共有298人次困境家庭精神障碍患者得到政府的及时救助治疗。目前在院接受救助治疗的仍有102人，其费用全部由财政托底。
新安镇镇郊社区的刘兰芳就是受助家庭之一。
而两年前，这位母亲背上却满是伤疤——儿子刘继一发病就对她又打又骂，还曾把整壶开水浇在她身上。
2012年，刘继接受灌南县困境家庭精神障碍患者集中救治，这位母亲终于看到了希望——儿子住在医院接受治疗，再也听不见邻居抱怨，行人经过她家门前也不再担惊受怕。
去年底，仪征市新城镇凌桥村望美玲再次住院，一个月就花了8万多元。查出白血病后，这个家庭因看病已花费近80万元。
得知情况后，新城镇民政办帮其申请了大病慈善和救急难救助，一次性资助2.3万元。后来，仪征市社会救助联席会议会商决定，再次给予望美玲“急难家庭救助金”10万元！
这得益于扬州市、县两级将“救急难”纳入救助体系。仅扬州市本级，每年设立专项补助资金2000万元。
据统计，到今年初这一政策实施仅半年时间，就救助了122户急难家庭，投入资金280万元，平均每个家庭获得资助2万-3万元。
在张家港市，外来人口也被纳入救助范围，远远超出原有政策法规界限。市财政每年投入50万元专项救助金，对罹患癌症、尿毒症及需器官移植三类重大疾病，以及重度肢残、智残和精神障碍等特困新市民，给予最高5000元的临时救助，打破了流动人口无法在非户籍地获得救助的困局。
法治的作用还延伸到拓宽农村退役士兵安置渠道，“村官”培养使用工程规范化、制度化。
在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前进村，村支书袁华卫眼里的退役士兵、“村官”周斌不同于其他村干部，勇于吃苦、敢于闯，组织能力强。
周斌花3个月时间，同村民代表一起把每户田的“四至”共同确认，从此纠纷不再。还修通了道路，这三个村民小组不再脏乱差。
随着去年招聘的第二批退役士兵“村官”到村任职，现在，泰州新上任的退役士兵“村官”已达73名。
而太仓市则联合高校，从今年开始对退役士兵免费进行大学教育，88名退役士兵成为第一批学员。
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的权和责有多大
荷花池小区是扬州市广陵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居民常常为抢占一个停车位而争吵，甚至打打闹闹。
去年，适逢老小区改造，95%的居民联名提出以集资的方式建设“多户共用的小型私人车库”的设想。
可是怎么建？建好之后怎么分？有争吵、有辩解，婆说婆的理、公说公的道。
历经6次听证会、15次协商议事会、40余次圆桌会议，从互不相让，到相互妥协，荷花池小区360多户居民的存车难问题找到了答案。
其实，构建程序合法、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正是在创新中落实十八大精神的一次具体实践。
与扬州市改进民主协商不同，省会南京市选择了街道中心改革带动社区建设作为突破口。
“我妈是我妈”的证明谁来出？这一问题的背后，暴露出城市人口流动量大且频繁，也是管理者的无奈。
怎么办？南京市选择了知难而进，运用法治方法从根上改起。
对街道“去经济化”，取消经济考核指标。明确指导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41项职责和119项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对社区“去行政化”，制定社区准入“正面清单”和不准入“负面清单”，取消25项工作任务与指标、41类评比、41个机构、72项台账。
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规范性文件，明晰市、区、街道和社区职责。改革之后，效能发生了变化——
纵向看，基层政务服务体系由区街居“三级流转”变为街道中心一级办结，55项政务服务现场办结；通过街居代办，居民办事一次办结。
横向看，政府让度空间，社会组织接管。
2014年10月至今，虽刚刚半年有余，但市民受益越来越多。在全市幸福都市测评中，社区服务满意度达到了90%以上。
率先开展“政社互动”的太仓市，最近印发《2015年太仓市“政社互动”工作项目清单》，对21项“政社互动”重点工作项目，明确责任部门、工作目标、主要措施和时序进度。
410个村居“互助会”救急救难显身手
许兰凤的丈夫和儿子几年前不幸亡故，她去年患上脑肿瘤，术后失去劳动能力，巨额医药费让本不富裕的重组家庭备受煎熬。
三仓社区“互助会”闻讯即动，组织邻里乡亲包下她家4亩承包地所有农活，并及时向镇里反映情况。除新农合报销外，她又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民政送来的医疗救助。
其实，三仓社区“互助会”并不“正规”，办公地点就设在退休老干部梅从银的家里。他给记者看厚厚一本救助登记表，其中大部分是由“互助会”帮助群众申请医疗救助的目录。
像三仓社区这样的“互助会”，东台市还有409个，每个社区、村委会都有一个。可按以往惯例，大部分不够“标准”。
东台市主动降低注册登记门槛， 410个“互助会”名正言顺开张后，不仅方便了群众，还调动了社会资源。
最揪心的事要数大桥村徐凤云受伤。她不慎被卷入旋耕机，一只胳膊被铰掉，成了一个血人。村“互助会”电话求救后，南灶镇政府当即送去2000元，全镇村民捐款8400元。
接着，新农合报销3000元，大病保险5万元，再加上医疗救助5万元。危难中的一家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乡亲和政府的温暖。
东台市民政局局长郑英铭算了一笔账：一个“互助会”骨干三五个人，全市410个救助会，就相当于有2000人左右在群众身边参与“救急难”，如果算上会员的话，这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社会力量参与民政，东台只是一个缩影。
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民间资本进入江苏民政领域，改善民生。仅去年下半年，江苏就动员33万人次的社工、志愿者参与救助，主动发现后实施救助1.5万人次。
到今年初，民办养老床位占全部床位的比例超过45%；全省1271个乡镇（街道）设置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社会组织突破7万家，总量居全国第一；有31个城市进入百强慈善城市行列，其中12个获得“慈善七星城市”称号，占全国总数的37.5%。
这些社会参与程度高、力度大的背后，是江苏政策创制的一系列举措。
仅2014年一年，省、市两级民政立法和党委、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多达106部，涵盖各项民政业务。
“法治+”改变着江苏民政的今天，也将改变江苏民政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