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回忆吴朴生前故事：特殊的党费

　　吴朴，1927年1月生，高中文化，上海市崇明县港东乡富民第六村人。

　　194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豫皖苏军区开封公教人员训练班辅导干事，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秘书室秘书，西藏察雅县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省政法委领导小组党支部委员，省检察院办公室负责人、信访处处长。1985年离休。

　　2015年4月3日逝世。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原信访处处长、厅局级离休干部吴朴于2015年4月3日逝世，享年89岁。十二天后，其子依照父亲遗嘱，向省检察院机关党委交纳了2万元党费。

　　本刊记者采访了吴朴的儿子和吴朴的原同事——85岁的刘效芳和84岁的杜新华。

　　在断断续续的采访中，记者一直在追问，到底是什么精神，让吴老在弥留之际还心心念念2万块钱党费。这个答案很深，不是吴老本人，恐怕无法完全洞悉他的想法。这个答案也很浅，因为吴老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至死，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一

　　吴老与妻子都葬于南京江宁的静明寺的树下。据吴老儿子介绍，这是母亲过世前选好的地方，老太太希望夫妻二人能够长眠于郁郁葱葱的树木下。记者想起了《致橡树》：“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吴老和妻子确实如诗里描述的那样。相识于西藏，本着同样的革命理想结合在一起。

　　吴老生于1927年，二十岁参加革命；五十年代初，跟随二野大军进军西藏，并在西藏一个县里担任县委书记。而吴老的妻子是南京人，主修医学，还在读书时，就报名参加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到西藏当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吴老妻子身体一直不太好，怀孕期间，妊娠反应很大，不适宜留在西藏继续工作。没有办法，只好听从组织安排，回南京待产，而吴老坚守西藏。

　　妻子生下孩子后，再次申请回西藏工作。考虑到她的身体，组织没有同意，把她安排在省委门诊部工作。而吴老，直到儿子四岁时，才调回南京。

　　吴老的儿子回忆，有天晚上，他在睡梦中醒来，妈妈告诉他，爸爸回来了。这是他第一次有爸爸的概念，也因为陌生，感到害怕。他躲在被窝里装睡，眼睛眯出一条小缝看外面，走进来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满脸胡子，腰上别着枪。

　　吴老的儿子说，这种印象一直都在，对父亲也一直充满敬意与畏惧。

　　吴老教育孩子就两条原则，无论是当时对儿子还是后来对孙辈：第一要做好人，第二要守规矩懂礼貌。一旦触犯，吴老的批评会很严厉。

　　吴老儿子印象很深，小时候，父亲动员全家捐献衣服，要求衣服不能有一点破损。

　　虽然吴老的教育很严格，但是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吴老的儿子说，父亲母亲相敬如宾，生活上、工作上的事情，想法几乎一致。

　　“对待党的号召，父母都是积极支持。”

　　当时，吴老在省检察院工作，母亲在省委门诊部工作；1967年，两人一起到了句容干校；1969年，又主动联名申请到宜兴农村去。

　　吴老儿子回忆说，当时在乡下，父母每天都要下农田干活，没有任何怨言。他还在读小学，放了假也到田里干活。

　　二

　　1978年，检察院恢复重建，吴老一家人也回到了南京。吴老着手重建工作。

　　检察院重建时，要办公地点没办公地点，要办公人员没办公人员。吴老到处协调，最终法院档案室的两层楼让了出来，作为暂时的办公地点。可是人员问题呢？当时从部队和其他行政机关调了不少人，但是要一个一个地查看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再找单位领导商量。吴老想着把一些原来检察院的同事找回来，可是文革中原先检察院的档案丢了。他只好找熟人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些人，其中就包括刘效芳和杜新华。

　　退休近三十年，刘效芳对检察院里的一些事情有些淡忘，但是提到吴老，一脸感激。

　　和吴老一样，刘效芳解放后就在省检察院工作，文革后，被下放到了苏北农村。

　　刘效芳是地主出身，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属于“出身不好”的行列。有一次她回南京办事。当时吴老已经回到南京，暂时被安排在省文工团担任领导，听说刘效芳来了，就专门去看望，还给她送去了两张戏票。

　　“那个时候，大家都躲着我，就怕惹上什么麻烦，没想到吴老还专门过来看我，让我很感动。”

　　杜新华和刘效芳一样，检察院恢复重建时，杜新华也因为出身问题，一直被别人躲着。就连能不能回检察院工作，杜新华自己心里都没有底。她和吴老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这么回了检察院，会不会别人有什么说法？”吴老告诉她：“我相信你的为人和能力。”

　　就这样，刘效芳和杜新华都回到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两人都在信访办公室。那个时候最多的案子就是信访案，杜新华记得，他们所有人几乎都是拿了牙杯牙刷和军大衣就住进了办公室。满屋子的来信，白天接待来访人，晚上就在办公室翻阅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