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阳市：深化基层民主 创新社区治理
溧阳市近年来把社区治理作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工程，坚持在“依法治国”的总框架下，以创建江苏省“现代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为契机，着力探索社区治理的基层实践路径。
着眼自治，面向共赢谋求“华丽转身”
社区自治本质上是社区作为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觉醒，只有积累一脉相承的量变才能产生质变的“破茧”。近年来，该市的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秉持“三步走模式”拾阶而上。
落实有人员干事，牢筑“压舱石”。 通过公开招录第一批社区工作者，成功开启城乡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步伐。2010年-2015年连续实施两轮“薪酬倍增”计划，出台《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自然增长机制的意见》。建立社区专业人才“智库”，挖掘社区居民中的教师、医生、文艺爱好者等人才资源，社区“智库”人才达每个社区35人以上。
落实有地方干事，踢开“绊脚石”。溧阳社区建设底子薄弱，2010年起，该市先后投入近6000万元，分两轮对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和城乡社区便民服务大厅进行集中建设，落后的压力倒逼前进的脚步，用4年时间奋力追赶10年欠下的社区“旧账”。截至去年底，全市96%的城市社区、98%的农村社区均达到“省级和谐社区”建设标准。
落实提升内涵做事，磨砺“点金石”。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登记数实现3年翻番，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各类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贴心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溧城镇成立“心愿树”爱心工作站，作为政府救助的补充和延伸，最初由一个社区萌发，却在最短的时间将光环辐射到全市，先后有6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主动捐资捐物参与共建，共帮助1409名困难群众实现心愿。
着眼法治，契约精神掌舵“有限治理”
深入理清“减负增效”与“政社互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了“减负是手段，政社互动是保障，增效是目的”的思考，因地制宜地将“减负增效”和“政社互动”作为整体工作捆绑推进，催生了1+1＞2的叠加效应。
减下负担。严格按照村（居）委会工作职责，以“法律法规许可”为唯一标准梳理社区减负目录，严把社区的门、清理社区的墙、规范社区的账，做到“理”明白。全面取消社区机构阵地（挂牌）、任务指标、创建达标、盖章证明等事务5类共131项，在常州市社区减负清单的基础上增加了11项，做到“减”彻底。严格执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确保社区负担不反弹。内容上，对要求延伸至社区的工作和突击性事务，一律实行准入审批；管理上，畅通调整、退出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入”把严。
上手履责。不照搬，认真呼应基层实际需要，编制《村（居）委会依法履职事项》15条和《村（居）委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39条，社区行政事务精简率达63%以上，体现了行政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治精神。不教条，赋予乡镇适度自主权利，“政社”双方平等协商签订《村（居）委会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明确协助管理的项目和要求，以及双方的履约评估和违约责任。
科学善治，张弛之间把握“调和艺术”
“有事好商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更是协商民主最生动的表现形式。如何既实现“好商量”，又落实“商量好”考验着“中国式商量”的智慧。2014年以来，该市以“推进协商治理，建设美丽溧阳”为主题,积极争创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以此为契机，启动了协商民主在基层的有益探索。
民主“三制”初尝破题。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总结发展了民主“三制”管理模式，实施村事请群众商议的“参事制”、村务交群众审议的“票决制”和“村官”由群众评议的“双评制”。近年来，全市175个村共选聘参事1025名，包括土地征用补偿、村级道路建设等在内的5000多件重大村务都通过“三制”实施，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也倒逼了村委会的依法自治。
“百议堂”植根愈深。该市创建的“百姓议事堂”，既是植根于传统乡村族长议事制度的最新表述，又是该市新形势下农村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最新探索。2014年，该市戴埠镇为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问题率先建立镇、村两级“百议堂”，共调处化解各类群众矛盾120多起，落实土地确权35起。操作上，镇级“百议堂”中，行政联络员与村级理事人数之比为1∶100，真正让群众为自己“代言”；村级“百议堂”中，理事聘用遵循所有村民小组，所有家族和所有退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三个全覆盖”，做到民情汇集及时、矛盾化解不出村组。
协商治理迈向正轨。梳理了《社区协商事项指导目录》，涉及农村社区18类、城市社区11类。提炼了“五步协商法”，规划用3年时间打造具有溧阳特色的基层协商治理新模式：2015年，依托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小组会议等平台，推动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常态化；2016年，吸纳新兴社会群体有序参与，推动社区协商民主多元化、规范化；2017年，将探索“政社协商”新途径，推动社区协商民主广泛化、多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