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法制报：“小细胞”释放为民“大能量”——江苏司法行政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见闻
□本报特约记者 张全连 本报记者 施为飞
“我和王大毛因责任田界址分割多次吵架，是法律服务社社长徐勇帮我俩解开了疙瘩。”建湖县沿河镇新丰村村民匡飞告诉记者。
走进“徐勇法律服务社”，挂在墙上并载明村（社区）法律顾问姓名、照片、电话、服务内容、执业机构、地址、执业人员证号和司法局监督电话的“法律顾问公示牌”格外醒目。
“增强群众对法治实践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必须吸纳社会力量，走联动融合、各方参与、开放共治之路。”省司法厅厅长柳玉祥介绍，去年初，启动社会组织培育试点以来，一大批像“徐勇法律服务社”这样由司法行政部门培育的社会组织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参与法治宣传、法律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特殊人群帮扶等服务群众的又一支力量。
截至目前，全省登记在册的司法行政领域的社会组织958个，各类社会组织在服务群众方面针对性强、形式灵活多样、服务的触角更深入，有效解决了法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10月13日，记者实地探访江苏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效果，感受司法行政社会“小组织”释放为民服务带来“大能量”的变化。
法律服务社成为农民维权的好帮手
“真感谢法律服务社顾问出面，来回折腾了三年的‘挠头事’顺利解决。”提起社会组织给予的贴心帮助，建湖县庆丰镇董徐村富港专业合作社社长黄金富啧啧称赞。
2013年，黄金富与湖北一家种子公司签下47万元的合同种子款，可在催款时却“卡了壳”。
2015年4月，担任富港法律服务社理事长的黄金富向本社法律顾问凌建华求助，凌建华立即与种子公司负责人交涉，对方很快将拖欠的47万元种子款打到合作社账户。
去年，建湖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加强了在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作，庆丰镇司法所采取购买、公益和签约服务结合的方式，先后建立了59家法律服务社，辐射86个农业合作社和103家谷物种植家庭农场，担任富港法律服务社理事长的黄金富，从此有了贴身的法律顾问。
庆丰镇司法所长张琴介绍说，自从有了法律服务社，基层遇到经济纠纷，不但减去了很多打官司费用，而且方便快捷，补齐了村民“遇事找法难”的短板。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建湖县司法行政领域社会组织先后开展各类法治活动800多场次，接受群众咨询9500多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占全县总量的21%。
10月13日，兴化市一家大闸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收购站，蟹农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把一只只肥美新鲜的大螃蟹放在电子磅秤上计重后，装入包装盒，然后凭码单换回一沓沓现钞。
蟹农们以往“提篮小卖”的螃蟹，如今批量进入了市场。“这要感谢普法联盟律师帮我们审查把关购销。以前老百姓哪懂法呀，要没律师帮忙，万一出了事就等着吃亏。”专业合作社社长陆东华说。驻村的普法联盟律师及时介入，避免了合作社和蟹农的利益受损。
“兴化是农业大市，涉及农林牧渔多种领域的合作社总数现已超过1500家。”兴化市司法局副局长陈福东介绍。为解决经营管理中遇到的涉法问题，兴化为全市3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普法联盟理事单位”配备70名律师和乡镇法律工作者，签订《兴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服务协议》，免费担任法律顾问。法律顾问“进驻”以来，先后帮助合作社修订章程300多次，出具专业法律意见书360多份，化解土地流转、环境污染等矛盾纠纷1500多起，协助援助农民工2100人次，帮助合作社审查把关经济合同300多份、审定劳动合同5万多份，减少经济损失9000多万元。
在邳州，25个司法所与全市8家律师事务所、11家基层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基层法律服务结对协议书》，“人才资源共享、工作优势互补、专项活动互援、法律文化共建”的合作互助关系立竿见影。
在太仓，村级层面，以志愿者和律师为主，在全市成立141个村（社区）便民法律服务“阳光屋”，进一步扩大了“政社互动”的覆盖面。
在淮安，市律师协会“101%法律服务团”，由6位会长副会长分别带队深入全市100家台资企业开展服务竞赛，“律企同行”工作形成品牌。
“向社会各界聘请法律专家、律师、法律服务志愿者担任法律顾问，弥补了基层力量的不足。”省司法厅副厅长万力认为，这些法律顾问公开联系方式，定时到村企“坐诊”，随时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矛盾纠纷调解指导等法律服务，看得见、摸得着的民心工程，有效构建了“四个全覆盖”的全方位法律服务体系。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溧阳市戴埠镇新桥村的“百姓议事堂”工作平台，把百姓“说不清、理还乱”的纠纷化解在基层。“百议堂协会”抽调法律顾问、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和公道正派、威望高的家族长辈等群众工作骨干力量，充分发挥政策解释、法律咨询等功能，回应群众诉求，堵住了矛盾纠纷产生的源头。
前不久，新桥村刘刚妻子因与婆婆关系不睦闹离婚，求助“百姓议事堂”后，工作人员与双方当事人讲理释法，劝解婆媳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相互包容，不要为生活琐事而心生隔阂。刘刚妻子最终承认错误，保证以后善待婆婆。
群众对于这种贴近民俗的“公堂”形式颇为赞同，认为百议堂不是旧公堂，而是在党组织领导下体现“百姓”为骨干的民主开明。
溧阳市戴埠镇新桥村退休老师陶正华向记者夸赞议事堂作用时，说了一段农民自编的歌谣：“自从有了百议堂，农村矛盾一扫光；大小事务集体议，民主决策奔小康。”
矛盾纠纷调解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江苏积极利用社会组织的亲民性、草根性、本土性，向基层村（社区）、楼栋（住户）延伸覆盖，江宁、贾汪、邳州、如皋、仪征、扬中等地成立乡贤工作者协会、法治道德银行、法治驿站、德法促进会、五老说和团等，推动“四个全覆盖”体系建设向下扎根。
不由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充分考虑“参与社会化”。2015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出台《司法行政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指导意见》，推行“互联网+四个全覆盖”工作模式。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去年2月，省司法厅在16个县（市、区）开展司法行政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试点工作，探索形成以县（市、区）孵化中心为依托，以基础型、枢纽型、行业型、专业型、网络型等为重点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模式。
截至目前，各地已建孵化中心42个，培育发展不同类型社会组织661个，其中，基础型社会组织320个，专业型社会组织65个，行业型社会组织201个。
一个个规章制度接连出台，一条条措施落地实施，江苏各地各部门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愈加规范，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实现了一般矛盾不出村、社区，大矛盾不出乡镇、街道，疑难复杂矛盾不出城区的目标。去年以来，江苏全省共排查矛盾纠纷约78万件，为平安江苏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组织为民服务由政府“埋单”
12348平台24小时有律师值班，及时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心理咨询师帮教感化失足少年更专业更用心；村（居）专业律师“按需出诊”“点菜下单”，把法律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近年来，江苏司法行政系统整合法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等职能，围绕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覆盖提质增效，探索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模式，为公众提供多元化法律服务，提升服务质效。
为实现政府购买服务效果的最大化，苏州市把特殊人群帮扶、教育引导等服务列入市首批政府购买名录，并要求各县（市、区）局至少有一个安置帮教购买服务项目。全市累计投入20余万元，购买20余个安置帮教服务项目。
南京江宁区试点期间，给予每个社会组织2万元建设资金扶持，并积极开展公益创投，设立60万资金，推出6大类34个非执法类服务项目。通过主动服务和参与公益创投活动，20个法律服务社获得25个竞标项目，创投资金达76万元，获得街道扶持资金30万，局建设资金6万，上级引导资金8.5万。全区司法行政领域社会组织深入社区、学校、企业、单位，共开展法治讲座80场次，化解各类纠纷130多件，受益人数近万人。
如皋市实施“以奖代补”激励措施，对获得国家、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称号的村（社区），由市局按获评级别给予相应奖励，用于完善各村（社区）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达标创建的软、硬件建设的经费达60万元，有效实现创建工作的“数质双赢”。
太仓市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以“政社互动”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司法行政管理与服务方式改革的意见》，连续八年将社区矫正工作列入各镇（区）与辖区村（居）委会签订的《协助政府工作协议书》，由各镇（区）实行政府购买。在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中导入“政社互动”机制，还原创建本质，变“要他建”为“我要建”，实现了太仓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的全覆盖。
事实上，自省司法厅部署开展司法行政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以来，全省各地在全力探索实践中实现了良好的开局。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简政放权的体现，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有效措施。”柳玉祥表示，我们将把推进“365工程”、培育社会组织、深化基层民主法治创建，作为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有机整体，采取对内整合资源，对外凝聚力量方式，通过全面发展各类公共法律服务,建立本地民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一体两翼”快速发展，有效提升司法行政系统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打造人民满意服务型司法行政机关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