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检察官故事] 周玉萍：走过青春的感动

　　二十岁那年，我纤弱、稚嫩的仿佛初春新抽绿的柳枝，带着恍惚、忐忑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成为一名检察干警，第一次头戴大盖帽、身着豆绿色检察服的喜悦心情，至今依然清晰。经历过反贪一线的辛苦、公诉对抗的激情、监所工作的困惑、直至到综合部门的日渐成熟，这其间经历了太多无法言表的艰辛、酸楚、成功和喜悦。许多过往的岁月是我们所不忍遗忘的，一幕幕就像电影胶卷一样在脑海中慢慢铺开。

　　第一幕：挨批评后的一场痛哭

　　我工作的第一站被分配在反贪局，第一天上班就糊里糊涂地被师傅们带去了办案点“上案件”，双肩包、背带裙的学生装束，竟让犯罪嫌疑人误以为我是哪位干警的小孩。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检察生涯。从那时起，我跟着前辈们讯问、值班、取证、走南闯北，风里来、雨里去，深知以那时的年龄和资历从事反贪工作,内心有多么的没有底气和自信，只能以每一天默默地跟随、小心地学习，守护着自己对反贪工作的执着与坚定。那时的办案条件差，没有专门的办案工作区，借用了酒厂招待所的几间库房作为讯问室兼休息室，为了审查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我们五名干警讯问、笔录、休息都只能在一间库房解决，大家轮流休息，困了倒头和衣而睡。那时的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曾有过37天在外办案不回家的记录。

　　在反贪局工作的那四年，我是一名勤奋、认真的小书记员，即便深知检察工作细致、周密的要求，也难免因为对业务的不熟悉而出现差错。马步靠副局长是当时反贪一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我最初接触检察工作的人生导师，他为人豁达开朗、幽默风趣，但对待下属和工作却严格的几近苛刻。有一次，他板着脸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份由我记录的证人证言严肃地对我说：“这份笔录是你记的，关于行贿的目的、怎样谋取利益、他们之间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你都没有记清楚，只是一笔带过，这怎么行呢？这些都是定罪的证据，将来是要到法庭上出示指控的，记得这么含糊，怎样应对被告人和律师的辩解？”刚工作三个月的我，如何招架这般严厉的批评，当时眼泪就如同开了闸的洪水倾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案件已接近尾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笔录已全部完成，只剩下一些外围取证，同事们都各忙各的，没有人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当讯问室里只有我和犯罪嫌疑人两个人时，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冲出眼眶，有委屈、有不甘还有深深地自责。记得很清楚，那名嫌疑人竟以长者的身份安慰我“别再哭了，你们领导也是为你好。”当天，马局长将那名证人再一次找到办案点，并亲自带着我重新完成了那份笔录。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更像是稚嫩的自己犯下的一个笑话，但也是从那时起，我对笔录的制作产生了一份责任感和敬畏感，开始一点点的学习字斟句酌、把握重点、面面俱到，开始懂得作为书记员不只是简单的记录，而应跟随讯问人的思路适时地提炼、总结、概括，做到滴水不漏。

　　我很幸运，在我工作的初始阶段就能遇到像马局长这样的领导，使我一刻也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马局长并不是什么先进人物，他不居高官，也不享厚禄，他只是淮安区院一名普普通通的检察老兵，但他教会了我不再将满腔豪情和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而是学会了握紧拳头，用自己的每一分努力全力打拼、做到最好。

　　第二幕：五颗安定片

　　2003年，我如愿成为了一名公诉人，开始了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慷慨陈词。从公诉科内勤、副科长到主诉检察官，经历过收案结案登记的机械枯燥、各类报表数据的庞杂繁琐、也经历过嫌疑人的威胁恐吓、被害人的谩骂羞辱，但我依然感激在公诉工作的六年时光，虽然是在平凡、疲惫中度过了每一天，但是强烈地职业荣誉感换取了我在工作中的努力与自信。

　　2008年我代表市院参加全省公诉对抗赛，由于首次增加了文书制作、论文撰写两个环节，比赛难度大大增加，我们被要求从六月到九月进行全封闭训练。现任政治处主任龚怀军同志是领队，又是年长我们几岁的兄长，他以精湛的业务水平和独到的辩论技巧指导我们分工协作、立破有序。放下年幼的儿子，我全身心投入战斗，长时间超负荷的训练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使一向自认为心理素质不错的我，也在临战前出现了严重的失眠，以至神情憔悴、精神恍惚。比赛前几天，龚主任冒雨从医院找熟人帮我要了五颗安定，并再三嘱咐我不到万不得以不要吃。为了不影响训练，每晚临睡前，我将那五颗安定用纸包好攥于手心，暗示自己“有了安定，睡不着也不怕了，实在不行再吃”，在这样的心理催眠之下，竟真的睡着了。比赛中，我们凭借冷静的现场表现，敏捷的逻辑思维和恢谐幽默的应对答辩，战胜了对手，取得了省、市院领导的高度评价。比赛结束后，自然夜夜酣睡，一次突发奇想，想要看看陪伴我度过难眠之夜的那五颗安定，打开纸包，惊奇地发现，由于长时间在掌心中的摩擦，五颗安定早已化作粉沫，轻易被风吹散，一如种种艰辛与困苦，随着比赛的结束而离我们远去，只留下巨大的收获让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