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为何鲜有游击战果

　　上文所述发生在1944年6月如东“河口”耙齿凌之战，是我新四军再次正确运用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在抗日敌后战场的一场狭路相逢的遭遇战，在体现勇者敢于“亮剑”的精神中，甚至是以短兵相接的白刃战而取得的一场艰难胜利。

　　扬子晚报军事观察员孙小伟

　　1944年，日军成强弩之末

　　1944年间的中国抗日战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但在日军战败前的垂死挣扎之中，于1944年4月18日至12月10日，出动兵力50万人，发动了所谓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也被国军称为“豫湘桂会战”)，国军在这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中国的半壁江山，遭遇了抗战以来最大的溃败。

　　在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折损达到60万人，丢失了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的146座县市;丢失中美合作的七个空军基地和36座机场;丢失的国土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湘桂粤三省占当时大后方工业1/3的工厂也尽入日军囊中。当然，豫湘桂会战也同样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牵制，从这个角度上看，日军也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会战中的失败和在敌后战场我八路军、新四军连续取得的节节胜利、不断以积小胜为大胜，同时牵制住了为数众多的日军有生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人们不禁会有疑问：抗战时期，为何国民党军队鲜有游击战果？

　　国军也曾重视过游击战

　　其实，在中国全面抗战的8年里，不是国军没有看到游击战的威力，也不是国军没有重视过游击战，而是在游击战术面前，国民党军队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而鲜有战果、直至最后完全放弃。

　　早在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陆军原编制人数的一半，海空军则几乎全军覆灭。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就考虑到了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11月底，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军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加上大量地方武装，人数接近100万。据统计，国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等。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例如，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日军用前后不过30天时间就大败国军的20万人，致使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陋局面，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

　　国共两军战果何以大相径庭

　　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扎根民众、化整为零、灵活机动地相机打击敌人，而国军在游击战原则的任何一条上都难以做到家，以至于在敌后抗战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这一点从日军的视角可一斑，日军在一份报告评价国军游击战时称有五大弱点：“1.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2.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3.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4.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5.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国民党将领白崇禧也曾经说过：“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