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出版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核心阅读
文史资料的“三亲”性质决定了作者必须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知情人，经历丰富的老人在渐渐故去，直接导致组稿难度增大且不可逆。
文史资料选题质量主要取决于史料价值，直接因素是作者身份、写作能力、相关度以及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
文史资料作为一项政协的经常性工作，它的征集和出版大多仍在政协工作的范畴，庞大的组织具有集中支配资源、“人多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同时存在体制带来的弊端。
笔者曾在中国文史出版社从事文史资料出版近十载，最近3年调入中国政协文史馆担任《文史资料选辑》执行主编，主持文史资料征集、编辑到出版的全过程。文史资料作为一个特殊的出版门类，随着新中国出版事业的繁荣，近60年来积累了多达50亿字的出版规模，但在新的环境下特别是出版业面临变革的大背景下，在出版工作中更呈现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文史资料自身深层次的问题，也有社科出版领域特别是文史类出版共性的问题。
文史资料出版概况
广义上讲，文史资料即历史资料，本文中特指政协的文史资料，主要来源于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其发端于1959年周恩来总理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的一次茶话会，他号召这些经历了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的老人“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会议之后，在政协设立了专门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
从1959年至今，全国各级3000多个政协组织已征集了80多亿字、出版了5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包括《文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革命史资料》《工商经济史料丛刊》《文化史料丛刊》《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亲历记》《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和《纵横》杂志等品牌出版物，构建了一个包罗万象、规模庞大的中国近现代史文献库，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保存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富有特色的出版领域，通过征集、编辑和出版，发挥了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50多年来，伴随出版事业的繁荣，文史资料出版的总趋势是出版方式公开化、出版品种增加、出版内容扩展、出版形式多样化。
文史资料出版存在问题分析
经历了几十年的辉煌时期之后，在新的环境下，文史资料出版日益显现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文史资料的优势在丧失，多种因素导致征集出版乏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原因试析如下：
组稿难度持续增大。组稿难的主要原因是作者群体的变化。文史资料的“三亲”性质决定了作者必须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知情人，经历丰富的老人在渐渐故去，直接导致组稿难度增大且不可逆。1959年文史资料工作开创时，作为征集对象主体的政协委员大多都是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的人，走过复杂曲折、艰苦求索的道路，具有丰富的阅历和人生体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过程的人变得越来越稀少。文史资料是“人在史在，人亡史亡”的史料，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组稿难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的思想顾虑多。一是对撰写涉及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政治事件的经历缺乏把握，二是对撰写涉及近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经历顾及其他当事人的感受。
参考价值难以提升。文史资料选题质量主要取决于史料价值，直接因素是作者身份、写作能力、相关度以及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一般来说，“名人大事”即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历史研究来说参考价值更高，史料价值更高，选题质量更好，但这样的选题数量越来越少。比如抗日战争回忆资料的选题，初期的作者甚至审稿者都是兵团司令、军长、师长，到后来是团长、营长、排长，到今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还健在多为普通战士，他们大多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不过20岁。
对文史资料真实性存在价值质疑。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文史资料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和各种专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指出其中有个别内容不完全符合事实，甚至有夸张或隐瞒某些历史情节的地方，指出目前使用文史资料并引以为据的人很多，但考证辨伪工作做得不够。尽管文史资料征集要求历来强调“真实是文史资料的生命”，但作为一个“天生”缺陷，仍要理性正视。文史资料和一切成文史料一样，无法避免被各种因素过滤、雕琢和干扰，形成差错和谬误。
征集出版人才队伍薄弱。文史资料作为一项政协的经常性工作，它的征集和出版大多仍在政协工作的范畴，庞大的组织具有集中支配资源、“人多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同时存在体制带来的弊端。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要求征集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需要相对稳定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长期实践和积累。而各级政协组织工作人员的主体是行政管理人员，有与其他行政单位统一的晋升、调动机制，流动性较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政协老文史工作者已经相继离休、退休，现有文史资料征集队伍中对文史资料不了解、不理解的人越来越多，到终于了解并有一定积累之后，又会因晋升或轮岗被调离。
多措并举留存文史资料
借助口述史学经验，主动组稿。面对稀缺资源，更要主动地、抢救性地征集。“三亲”史料不能隔代相求，历史人物不能去而复生，必须在他们健在时把他们的历史资料留下来。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像的方式，收集、整理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同为挖掘“人的记忆”，有很多共同点，一些专家把文史资料定位为“中国特色的口述历史”“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口述历史工程”，但文史资料在规范性上与口述历史还有很大差距，在史料采集手段、工作程序、成果表现形式、保存方式等方面可以借鉴口述历史的成熟做法，比如制定完备的征集规划、访谈计划，充分运用录音、录像、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提高征集的效率和质量。
发挥政协组织“大协作”优势，扩展征集。要注意发挥政协的组织优势，扬长避短。发挥组织优势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全国性的“大协作”，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建设等题材，涉及多个省市地方，对这样的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仅靠一个地方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要继续开展全国政协组织的相关各方的大协作，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统一协调若干省市政协协作征集，推进专题化、系列化出版。
借助外力，创新组稿方式，用多元化方式来拓展选题。一是挖掘内部资源，通过全国政协系统的其他单位和各个专门委员会，向他们负责联络并熟悉的政协委员组稿。二是与外单位合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单位有意识地整理自己系统老干部的回忆资料，很多还做了口述录像，尽管有些并不专业，但也提供了不少线索，我们已与国家文物局、外交部外交笔会、文化部离退休人员中心、国家画院、中国大学校友会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征集关系，实践证明，在编辑部有限的人力条件下，合作征集不失为一种扩大组稿范围的方式。
处理好征集与出版的关系，坚持“征集无禁区，出版有纪律”。在征集环节坚持“广征博采”，可以“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不拘观点”，比如对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重要资料可以征集，以保存抢救第一手史料。在出版环节，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审慎考虑社会效果与影响，不能急功近利。文史资料的出版可以延续以前的做法，根据内容性质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以不同方式区别处理，可分为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正式出版内部发行、留存参考备查等几种方式。
坚持多说并存，趋近真实。可在多说并存中对各种相近或相异的表述加以比较和鉴别，多个亲历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讲述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可以互相印证、补充、比较；文史资料这种“活的历史”与文献、档案、日记、笔记、报刊、文物等其他“有形”资料结合比对，提高考证辨伪的水平，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充分可信的参考和依据，才能使读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中国政协文史馆《文史资料选辑》执行主编 吕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