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天， 救助站那些暖心事儿
8700多人次，这是去年南京市救助站救助过的数字。每一个滞留在异乡的人，背后大概都有令人唏嘘的无奈和故事。但好在，还有救助站这样的地方，能让他们短暂歇脚，片刻喘息，舔舐伤口，期待着重新出发……
千里护送：送到家了才踏实
每每严寒酷暑，各地的救助站都会成为一段时间里的新闻焦点。这次去南京市救助站，正好赶上“世纪最强寒潮”来袭。
1月22日上午，农历腊月十三，还有半个多月就要过新年了，救助站里一片繁忙，记者酝酿好要采访的工作人员，都去一线忙活了。第一个等到的，是风尘仆仆赶回救助站的社工刘欣。
“外面又下雪了！”一进门，刘欣带进一股寒气。两天前，刘欣刚和同事一起坐飞机送云南籍16岁男孩小茶回家。“破天荒，第一次坐飞机护送孩子。”“这么土豪？”记者调侃道。“实在是因为赶上春运，根本买不到去云南火车票，只能人性化处理。他是我们在溧水区发现的，当时他在街上流浪，从家里跑出来的，想打工却没找到工作。联系上他父亲后发现，家庭很贫困，没有能力来接，家里又非常着急，孩子丢了一个多月了。我们决定，护送他回家。” “你们也要买火车票？难道不是火车站优先保证车票吗？”记者很诧异。
“民政部和铁路部门是有协议的，但程序比较复杂，如果按购票程序办，3天都买不到票。要过节了，滞留异乡的人归心似箭，工作人员只得硬碰硬，去火车站、汽车站排队买票。专职的购票员上午买一次，下午买一次，确保来求助的人都能最快拿到票回家。”救助站副站长夏阳说。
光是去年一年，救助站就送了807人回家，在今年传说中的“世纪寒潮”来临之前近一个月，已经护送57人回家。和小茶一样，还有一个14岁的贵阳男孩，也刚上路。救助站每天都要护送天南海北、需要监护的人员回家，最近护送的有河北沧州、重庆、成都、长春、济南等地滞留南京的人员。
虽然是南京师范大学社工专业的科班出身，但刘欣这几年的工作经历远远超过她身处校园时最丰富的想象，读过的书本更没有办法描述所接触现实的精彩和无奈。千里护送，对象形形色色，有未成年的孩子，有精神障碍患者，还有躺在担架上的中风老人……有惊无险的旅途之后，刘欣已经不能准确说出每个送走人员的名字和去的地方。“一年至少护送20多趟。以前去哈尔滨送人，只有K字打头的硬座，坐一天两夜。站里上至站长下至社工，每个人都有护送任务。一次护送精神病人，半路遇到风暴，火车停了一天一夜。满车厢的旅客都焦躁不安，我们当时很紧张，24小时轮流看护他，生怕他发作。还有护送艾滋病人回云南，都是最有经验的科长亲自出马。”刘欣说。
救助站最近护送的是一位需要担架抬的老人。“这是一位沈阳老人，在南京乞讨，结果中风了，我们及时送他就医，病情稳定后，决定送他回老家。虽然考虑得很周全，也带了成人尿不湿，但因为大小便失禁最后还是把火车卧铺搞脏了。列车员很不高兴，我们几个护送的人急忙洗刷清理。火车上的旅客也很不理解，问我们为什么要用担架送人回去。做救助工作，真是各种难。还有送未成年人去新疆的，以前去一趟要好几天，路上不能让孩子再跑了，又不能绑起来，大家就轮班盯着他，这种体能和精神上的消耗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夏阳说起这十几年的经历，很是感慨。
送成人还好说，救助站送过最小的，是才出生几天的婴儿。办公室主任王维轶介绍说，站里救助过一个孕妇，快临盆时来的，站里赶紧安排送医院，孩子平安诞生。经过努力，未婚妈妈的家人也已找到，站里派了几个得力的工作人员护送。一路上，大人要伺候；小婴儿要喂奶、换尿片，把大家伙忙坏了。
能说清家庭住址或者只能说清籍贯的还好办一些，千里万里都会送。难就难在，很多精神或智力障碍的流浪人员，根本说不清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于是，救助站里人人练就了一身“福尔摩斯”的推理本领，根据“断案”结果，尝试“试送”。救助一科的赵建忠就是站里的老牌“福尔摩斯”，说起这个“断案”其实都是有根据的：有些人爱吃辣，有些人有浓重的口音，还有些能说出村名、地名。“根据这些模糊的碎片，像拼图一样，90%的人，我们能找到他的老家。有个流浪人员说的村名，全国有几十个类似的，我们打了100多个电话到各地去问，还真给找着了！还有人能确定大方位，比如是徐州，我们就会送到兄弟单位——徐州救助站，到了当地再慢慢找。这就是‘试送’，成功率很高。每年救助站都要帮200多人找到家。”
实在找不到家庭亲属的，救助站将他们全部录入“全国救助寻亲网”，一个月不到，已上传录入300多人。救助站自己也有信息化系统，每个进站救助的人员，都有基本信息，包括指纹采集。
“扫街”劝助：救与不救，实在两难
十多年前，记者最早去过的南京市救助站，在靠近句容的一个矿山里。从城里出发，来回一趟，公交倒“马自达”，至少4个小时，真是不方便。如今搬到栖霞区尧佳路100号，不但交通比过去方便了许多，面积也扩大数倍，功能齐全，男女分宿，单人单床，未成年人有专门的保护中心，洗澡、理发、电视、空调一应俱全，有病还能送医。
王维轶说，不仅仅是救助站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救助政策也越来越人性化。2003年以前是强制收容遣送，当年因孙志刚事件，延续几十年的收容制度被彻底推翻。2003年至今，都是实行自愿无偿救助，来去自由，门槛低，范围广，人性化成为救助的特色。去年夏天，救助站救助了20多位大学生，他们是甘肃被骗来南京打工实习的孩子，黑心的中介人收了他们费用，把他们扔在开发区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就人间蒸发了，几乎身无分文的大学生们都傻了眼，最后救助站把他们全部平安送回了家。去年冬天，有十几位民工包车回家过年，黑车司机半路把他们扔在高速路上，救助站问询之后，帮他们买票送他们回了老家。
但奇怪的是，这么好的条件，很多人遇到难处，还是不愿意来求助。400多张床位，一般也就80多人入住，而马路上的流浪乞讨人员却有增无减。
不是每一份善意都会得到理解和支持。前些天，天气越来越寒冷，夜间温度降到零下五六度，地铁站、民工市场、桥洞里，那么多人宁愿露宿也不来住救助站。如今，在网络上、自媒体中，只要看到流落街头或者露宿寒风中的人群，就会有人激愤地点评，“这么冷的天，政府不作为，难道要等冻死人了才有行动吗？”但真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这种作为并没有得到在边缘或者弱势群体的认可和接受。救助站只好从院内救助转向主动出击，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 1月20日晚，寒风瑟瑟，夏阳带了几个人又去南京安德门市场附近巡查，送棉被。还碰到了一家企业做公益，也去送了几百床棉被。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缺的不是棉被。有人缺稳定的工作，有人喜欢自由流浪，有人要喝酒，受不了救助站规矩多，送去的被子转手就变成了酒，买的回家车票被他们悄悄去车站退了花掉，是常有的事。”为了对付这种把帮助他们回家的火车票变成“零花钱”的行为，救助站人员不得不在车票上印有价格的地方打孔，再加盖救助站专用章，让试图退票牟利的人从此不再动此念头。
除了路面上看得到的地方，还要巡查桥洞、城墙根儿这些隐蔽的地方。刘欣说，夜间巡查，分工不分男女。她经常跟着出去“扫街”，从火车站、珠江路、广州路、各大医院门口、各地铁站口、安德门一路过来，算是一个回合。这样扫街，高温和严寒天气，每天要搞三回。“扒桥洞，看到有人，我们会好好劝：来救助站洗个热水澡吧，有车送你去，明早你要是想出来，给你车费……”一般好说歹说，一天也只能劝个把人回站里。实在不愿意的，留下几包方便面、一床被子、一张印有救助站详细地址和电话的卡片再走。19日中午，记者跟着王维轶和刘欣去南京火车站“扫街”，在站前广场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背着大包的老人，老人一看有穿制服的人走过来，很是警觉，“我不是盲流，我有车票。”车票确实有，但掏出来一看，是25号回滁州的火车票，还有好几天呢，这么冷的天气，老人怎么捱过去？王维轶试图说服老人去救助站，但老人坚决不肯，只能给老人送上一套全新的棉袄、棉裤，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昨天半夜12点，有市民打电话来，说珠江路地铁站口有个老人睡在那里。我们立即出车去现场。到那里一看，他睡在背风的地方，不肯跟我们回来，说是安徽蚌埠人，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妇不待见他。他要再讨点钱，回去过年，让我们别为他操心。”夏阳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放下被子回来，但实在是担心数九寒天冻出人命来。成年人救助，实行自愿原则，救与不救，实在两难。
有不让救的，还有最终没能救得了的，救助三科的曾建强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元旦前，在南京打工的抚顺人李华（考虑到家属感受，化名）在厂里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过了几天没有钱，工友只能报警求助，110把线索转到救助站，救助站帮着联络到鼓楼医院治疗，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效果，过了一个月，李华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离开了人世。救助站联系上亲属，但都不愿意来接走李华的遗体。曾建强和同事专门跑了一趟抚顺，死者在老家只有姐姐和母亲两位亲人在世，两人对于救助站为李华所做的一切非常感谢，但不来南京确实也是无奈，因为经济条件都不宽裕，80多岁的老母亲更是行动不便，最终死者的姐姐签订遗体处理同意书。“那骨灰呢？要寄回去吗？”记者问。老曾说，“对方已经签字放弃了。”“那骨灰会被清理掉吗？”“我们会在殡仪馆暂存3年，万一家属又改主意了呢，好歹还有个念想。”
采访中，最让人感叹的，不只是各种不幸的命运和人生，还有这许许多多的无奈和为难。
救救孩子：做得再多都觉得不够
救助站里，最温馨、环境最好、设施最全、安全环节最到位的，当属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这里是“院中院”，进大门要输入密码，以防“爱闯天下”的孩子们又跑了出去。
院子中间是游乐健身设施，一楼房间窗明几净，房门口的牌子让人不禁莞尔：奥特曼、聪明一休、兔八哥……这些都是社工们为了让孩子们在这里能有最好的舒适感，“恶补”动画片之后“憋”出来的房间名。楼上的阅览室、活动室、吊着沙袋的宣泄室设置得很是用心。
“根据国家和民政部的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性救助，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利益，不能搞自愿原则。”夏阳回忆说，几年前在南京新模范马路附近有个父亲带着女儿乞讨，女孩只有6岁，却吸着香烟，被路人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救助站立即赶到现场干预，并联系当地政府，暂时转移孩子的监护权，由亲属监护；并联系当地幼儿园，由政府补助，让孩子上学。
这几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救助的未成年人数量大幅下降。前两年，南京市救助站每年救助1000多人，去年就只有200多人。记者采访时，未成年人保护中心里的孩子都已被送回家，如果不是看到资料图片上孩子们举行联欢会的画面，已经无从想象这里曾经的欢声笑语。“大家也在探讨，这两年从民政部到地方，连续搞了‘送流浪孩子回家’、‘送流浪孩子回校园’几场专项行动，效果还真的特别明显。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好是这样的场所根本派不上用场，那才是未成年人的福音。当然，政府建的硬件不能长期完全闲置，现在中心收的孩子少了，下一步要考虑改作他用。”
去年，救助站和栖霞区检察院联合设立了“未成年人管护基地”。一些涉法的孩子不适合送到看守所，而救助站有3名持证专业社工和3名心理咨询师，环境更适合孩子们的身心。刘欣和其中一个孩子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来自离异家庭的17岁男孩小雨在网吧里认识了一名男子，在他的教唆下，小雨砸碎多辆汽车车窗盗取财物，最终被抓获。为了挽救他，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栖霞区检察院将小雨送到了救助站。
在案件调查审理的三四个月时间里，救助站成了小雨临时的家，社工成了他最依赖的哥哥姐姐。小雨不但主动干活，帮忙带比他小的孩子，还经常到图书室里看书。他家里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赔偿，社工们都担心，小雨会判实刑。
“作为他的‘临时监护人’，我们一方面劝导小雨不要灰心，不要怨恨父母，他们也有苦衷；一方面在提审中为他主张权利，向法官反映他在救助站里的良好表现和思想上的积极转变。最终，小雨被判了缓刑。”刘欣和法院的人一起把小雨送回了老家。临走前，小雨对救助站既感激又不舍。
在救助未成年人过程中，刘欣发现，这些孩子都很单纯，因为家庭结构出现问题，父母缺位、关爱缺失，他们对所谓“朋友”的依赖远超我们的想象，哪怕仅仅是网上聊得投机就会倾注全部的信任和期待，但社会鱼龙混杂，被骗上当时常发生，这些孩子就特别需要当地社工长期跟踪关注。
经过排查，南京有3000多名困境儿童，他们的父母或重残、或离异、或吸毒服刑，他们不仅需要物质帮助，更需要爱护和关怀。
为此，南京市已建立困境儿童保护机制，救助站也将救助业务再次拓展，为全市400多个社区儿童保护中心提供督导和帮助。
刘欣近段时间跟踪关注的一个困境孩子很特殊，才出生4个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的妈妈小杨是精神四级残疾（轻度精神疾病），没有工作，没有父母，孩子的爸爸失踪。“对于这样困境中的孩子，我们感到力不从心。如果说转移监护权对孩子好，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四级精残不能监护孩子。可让幼小的还生着病的婴儿跟着小杨，我们也很揪心！只能定期上门走访，和她的远房亲戚沟通，希望能够多帮助小杨。” 按照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的方案，社工协调建邺区政府为小杨和孩子办理了低保、医保，还为非婚生孩子办理了户口。但刘欣感到，做再多，都不够……
结语：“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未必就是充分条件，民生疾苦是否得到庇护或许才是必要条件。让社会救助兜好民生之网的接力棒，这是时代赋予的责任，而救助站正是折射时代进步的这样一个窗口。
